找不着北（连载十四）

Edwin Maher，1941年生于新西兰，曾是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及播音员。一次机缘巧合下，Edwin在2003年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首位外籍主播，并于2007年获得由中国政府颁发的授予外国友人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

《找不着北》收录了Edwin来到中国后的一系列见闻，由23个单独成篇的中英文对照文章组成。本书行文风格诙谐幽默，视角新颖，生动展现了一个外国人眼中呈现的中国日常生活、独特文化与社会风貌。想要了解更多Edwin的有趣经历？快来聆听他亲口讲述的中国见闻吧！

我在北京的经历有时候确实让人汗毛直竖，尤其是我在前面有篇文章中提到的骑车历险记。不过，迄今为止最让我心惊肉跳的经历不是发生在马路上，而是在一家牙科诊所的椅子上。

我一直都和牙医挺不对付的。我第一次去看牙医是在新西兰，那时我4岁。当时我猛地飞起一脚，踢中了牙科护士的脸。她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手里还握着钻头，血从她的鼻子里喷涌而出。多年以后，我妈妈都还记得那位护士说的话：“请带你儿子回家吧。我可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我对中国的牙科治疗水准不是很了解，而且也不怎么急着去了解那些。于是乎，去年我就赶在离开墨尔本来北京之前跟我的家庭牙医做了预约，想确保我的牙还能正常运转，在我回来之前的这半年内都不需要治疗。检查一点儿也不疼。医生仔细查看过以后，把我那些“象牙”打理得又光又亮，就像“高露洁的自信光环”一样闪闪发光。

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外国专家讲起他在中国第一次看牙的经历时，我的牙医恐惧症加深了。虽然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儿夸大其词，可他对自己痛苦经历那绘声绘色的描述还是让我的牙感到颇为紧张，我只能求他别再说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正在大嚼早餐脆玉米片，却突然咬到了一个好像是硬玉米粒儿的东西。仔细检查后，发现那可不是什么吃的。原来是下面一颗牙外面的白色釉质给崩掉了，露出了经历多年看牙悲喜剧的骨状牙根。

“真是不敢相信啊，”我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同时还把自己的下嘴唇拉开，以便更仔细地观察那颗灰不溜秋的残牙。我知道国际广播电台可以给我安排看牙医，可我根本就等不及了，于是就决定自己动手。我拿起掉下来的那部分牙，心想也许用点儿“万能胶”就能把它粘回去吧。呵呵，开个玩笑啦。

我记得在友谊宾馆附近看到过一个牙科诊所，于是便把我那位同事跟我讲的事情置诸脑后，决定到那儿去看看。我可只会用汉语说“你好”和“谢谢”啊，但愿那儿有人会说英语吧。

前台的接待员冲我友好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叫来了一名穿着制服的助理人员。他们都不会说英文。我给那位助理看了看我那颗受损的牙，她便带我走进一个隔间，让我坐在看牙的椅子上。椅子倒是挺舒服的，可我根本就放松不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跑到工作单位不一定认可的诊所来看牙对不对。

那位助理人员检查了一下我的牙，然后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士走了过来，他们聊了几句。这会儿我可更紧张了，不知道牙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

几分钟后，终于来了一个，自我介绍说她是王大夫。虽然她的英语单词量有限，说的话也不太好懂，但她看起来还是挺友好的。我只能暗自祈祷，希望她看了我那颗烂牙就能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可她没有直接动手干活儿，而是开始给我全部的牙进行一次彻底“体检”。工作人员全都围了过来，看着她从内到外地给他们“导游”。

“真是太糟了，”她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手里的器械在我补过的牙和其他做过修补的地方指指点点。我打断了她的解说，又指了指那颗坏牙，可她似乎对我的牙医这些年来所做的那些工作更感兴趣。这会儿我可真是紧张起来了，担心她打算来一次全面“大改造”，我可既不需要这个也花不起那个钱啊。

我又指了指我想补的那颗牙，可她还是一点儿也不着急。我脑海里闪过一个个消极的念头：她是个合格的医生吗？她知道该做什么吗？我准备找个借口一走了之，但是就在这些想法即将转化成行动的那一刻，王大夫把她的金属探针伸到了“目标地带”。

她用几团棉花擦了擦伤处，然后就伸手去拉牙钻——根本就不问我是不是要打麻药！我可一直都需要打一针麻醉药来麻痹我那高度敏感的牙啊。而且为了给自己鼓劲儿，我都是要抓住厚实的椅子扶手的。钻头带着一股阴森的气息“吱吱”转着向我逼来。它刚碰到我那痛苦不堪的神经，我就疼得险些撞到屋顶上去了。这不需要翻译（她也应该明白）了吧。

她拿起了注射器，直接瞄准了我那颗烂牙的牙床，此时我更是害怕得无以复加。我越发紧张了，可我现在被困在一家（对我而言的）外国牙科诊所里，一根长长的针头就要穿透我的皮肤了。肾上腺素泵出的汗珠从我的额头滚下来，有那么几秒钟，过去的生活一幕幕闪现在我眼前。在这决定斗争还是逃走的关键时刻，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国际广播电台给我讲看牙故事的那个同事一下子钻进了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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