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大问题——澳洲经济仍然过度依赖“房和矿”。在这一典型经济周期中，国民收入和发展繁荣的拉动力来自于出口大宗商品——主要是铁矿石、液化天然气以及煤，而这些都是来自于地上的矿坑。另一方面，低息贷款和宽松的信贷政策抬高了房价，撑起了经济。

上述两大动力再加上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年人口增长率为1.5%，主要靠移民带动），一起维持住整体增速。不过，房市活动中投机行为占据相当大比例。如果根据租金或可支配收入来计算，澳洲的房市实质上被高估了。

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自2008年起基本上一直停滞不前。从前就业岗位最多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现在也逐渐被掏空。澳洲的成本构成很高，但产品质量和其他国家一样，没什么提升。

基础设施也正在老化、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尤其是一些主要的城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澳洲排在第21位，而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关于易做生意经济体榜单中，澳洲排名第15。

对于经济多样化的尝试产生了多种结果：旅游业和服务输出，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服务，已经得到显著扩展。但想要取代矿产输出带来的庞大收益，这些行业还差得远。

问题之二，整个澳洲的债务炸弹越来越大。全国非金融负债总额自2010年起上升近50%，现与国民收入（GDP）之比超过250%。近来房贷总量与GDP之比超过120%，是全球这一比值最高的国家之一。房贷收入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了4倍，达到了空前的 194%。

政府净债务表面看来很低，只占GDP的20%左右，但实际上远高于此。因为这一数字忽略了州政府债务，那需要在联邦政府贷款水平上再加10%。此外它还忽略了如政府担保这类可能产生的负债。这些与澳洲的庞大的银行系统根本相关，能够占到GDP的200%。

自从大宗商品领域的强劲增长无法抵消国内经济的疲软，公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预算赤字反映出的税基侵蚀和人口老龄化，正不断加大在健康、养老和退休金上的支出。

债务水平升高增大了银行业危机的风险，恐因房贷损失加大而触发。对于外来资本的依赖致使澳洲的银行业尤为脆弱。对外净负债是GDP的50%左右，大部分都是银行借款用来填补贷款和国内储蓄之间的亏空。

债务水平较高也限制了政府政策的灵活性。由于债台高筑的消费者们不愿意过多消费，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也是毫无成效。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房价和一些金融资产通胀，让富人赚得盆满钵满，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鉴于提高利率恐影响房价，进而影响财务拮据的借贷者，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防利率回归正常。货币贬值的方案可能会影响澳洲在国际借款的能力，降低澳币证券的销量；还会潜在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对利率加压。

最后，澳洲是美国亲密的政治和防御同盟，以及众所周知它是欧洲裔基督教国家，这就让其与亚洲的贸易关系十分扑朔迷离。中国吸纳了澳洲30%以上的出口，两国的关系也很复杂。

澳洲人就人权和死刑抨击地方政府，这被视为干预内政事务。亚洲人嘲笑澳洲人伪善，直指其历史上对于原住民的迫害和近来对待难民种种不人道行为。澳洲“仅限白人”的移民政策直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才被废除，近期限制外国投资的决定更有点像潜在的排外主义。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因政治不确定性和政策惯性而恶化，澳洲过去八年里换了六位总理。主要党派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许多民粹主义党派则分得一杯羹。执政的联邦政府需要统领复杂的联合政府，敌对的参议院则限制了法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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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异  陈芷沁

资料参考：Domain Satyajit 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