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购若是哪天上了澳媒的头条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被发现在超市以张牙舞爪的姿态在疯狂地抢奶粉，被澳媒批：你们抢奶粉的样子真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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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大招，把镜头怼到这些代购的脸上去，叫他们回答问题：
当然不顾脸面地抢奶粉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澳媒抓着这一点不松手，反复把代购送上头条，变着法给中国人贴上标签的行为，
就在今天，澳洲主流媒体之一ABC居然破天荒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代购相当深度的报道。
也曝光了那些因为中国代购而发财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在网友大骂代购的帷幕后，偷着笑呢。可不要小看了留学生的这个群体，在主要从事代购的人群里，主力军就是在校留学生。
据统计，每10名中国留学生里就有8个有过代购经历。
她通过购买澳大利亚制造的产品并将它们邮寄到中国，收入已经能实现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房租以及生活开支。不过付出也是巨大的，张琪一天会花上15个小时在微信上和几千名粉丝互动并接单。她说自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工作。
“我第一次做代购是在一个圣诞节假期，我有个好朋友让我给她寄点高品质和知名的澳大利亚产品，”她说。“四个月后，我辞掉了工作开始全职从事代购，当时我意识到，做代购能让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而且时间上还更灵活。”
华人刘一霖，仅做了代购两年，就年销售额一千万，在澳洲
不过这个行业其实也类似于销售，自己的收入多少都在于有多少的客户，以及客户能带来多少更多的客户。因人而异。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中国的需求实在是太大， 即使每单不赚什么钱，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2008年，中国爆出婴儿配方奶粉丑闻，近30万婴儿患病，六名婴儿死亡。从那时起，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商品的信心急剧下跌，从此一蹶不振。这场信任危机在澳大利亚催生了一种新兴的商业现象——华人代购从本地邮寄商品回国。过去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对澳大利亚产品的兴趣也愈发浓厚。而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群体正在不断为这些需求服务。因此，澳大利亚代购从最初几位手提购物篮的个人代购开始，迅速发展为一个价值数十亿澳元的产业。这个产业整合了零售、营销和物流服务，并在暗中为澳大利亚经济打开了一道通往中国市场的大门。
如今，澳大利亚全国约有一千家华人代购店和数家华人经营的物流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为利润丰厚的代购产业提供零售和运输服务。
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胡亚琼说，她的父母最初反对她做代购，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份正当的工作，但后来发现做代购还挺挣钱的，于是改变了想法。“我家里人认为去公司上班或者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才算正当的行业，”胡亚琼说。“但后期他们看到了我的收入甚至超过了上班族的时候，他们开始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尽管代购产业由于中国毒奶粉危机而蓬勃发展，但该产业多年来不断扩展，其涵盖的澳大利亚产品种类繁多。从化妆品、衣服和食品，到葡萄酒、维生素和玩具，几乎只要买家有需求，代购就能买到。
如今，据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澳大利亚的代购产业已全面投入运转，每周从澳大利亚送往中国的包裹数量多达50万个。身在国内今年四岁的沈钰淇（Anna）从她出生那天起就开始喝产自澳大利亚的配方奶粉。这些寄往中国的包裹里很可能有a2婴儿配方奶粉、Swisse 和 Blackmores 维生素，以及其他颇受欢迎的澳大利亚产品。就像任何其他父母一样，沈钰淇的父母希望女儿使用的产品都是最好的。“选择代购是出于方便，想要什么大平台上没有的小众的东西也可以一起买到，”沈钰淇的家人说。
对于那些常常被代购产品的公司来讲，代购所占的销售业务已经相当大。
比如Blackmores能占到25%，而其他的品牌最高可达60%。
专营代购业务的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澳卖客（AuMake）告诉ABC，澳大利亚的代购产业价值至少为25亿澳元。
那么既然中国的市场如此庞大，澳洲的这些品牌为啥不直接向中国销售呢？
就请各位想想，大家平时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真碰上有需求的时候是会在天猫旗舰店买，还是会找在澳洲的朋友买？
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依旧信不过国内的供应链，认为这其中会作假。
而你的身边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个在澳洲留学工作的人。就算没有，朋友的朋友也总该有。
因此，“一般来说，代购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有信任度。”
那些自认为可以绕过代购而削减成本或直接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品牌都死得相当惨烈。
比如贝拉米本来通过代购做得很好，但企业总是把这种好归咎于自己的产品好，但他们完全搞错了。产品卖的出去多半是出于代购的关系网。
代购与中国消费者建立
直接的个人关系和信任感，
这是澳大利亚的企业根本做不到的。
例如，胡亚琼通过在微信上发朋友圈和直播来展示她的服务，这使她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无法用价值衡量的个性化售前和售后服务。
视频直播是代购确实从澳大利亚的实体商店购买产品的证明，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外包营销服务。
“他们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们在中国为我们的产品做了极多的营销和销售。”
自去年年底开始，代购产业一直试图将其重新包装为跨境电商，以改善它业余且不受监管的形象。在跨境电商中，代购能将个人代购、代购店、分销商和物流公司打造成一个互利互惠的整体。但就在代购规模继续扩展的同时，这个产业仍面临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这些利润丰厚的商业后门是否存在税收漏洞--目前代购进行的部分交易并不在澳大利亚税务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内--以及企业依赖这些它们无法控制的营销渠道是否可靠。澳大利亚税务局（ATO）告诉ABC，虽然对代购行业“没有具体的税收规定”，但代购应该履行缴纳商品及服务税（GST）和个人所得税的义务。ATO还指出“一些代购可能没有正确注册其经营活动”。
张琪在经营自己的代购生意时像所有澳大利亚消费者一样支付商品及服务税（GST）。她还告诉ABC，她的收入存入了中国的银行账户，向中国政府交税，她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澳大利亚，代购的盈利是否应归类为应纳税收入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事实上，许多代购的转账交易是在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上进行的，这些应用将买卖双方的账号与其中国的银行账户直接关联。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企业利用代沟渠道有效地将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并将其归类为国内销售，因为这些产品是代购在本地购买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消费者能免税购买澳大利亚产品。
在中国国内，北京正努力重建国人对国产品牌的信任，以让消费者摆脱对进口产品的依赖。2018年，国产婴幼儿奶粉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为43.7%。
中国政府还实施了新《电子商务法》，以确保职业代购注册为公司，并对其进口的产品缴税。但由于很大一部分代购交易发生在微信等平台上，这些法律法规执行起来的效力相对有限。
总之，目前来看，澳洲的代购行业依旧会蓬勃发展，而澳洲企业当然也在其中分一大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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