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福尔比格 (Kathleen Folbigg)曾因涉嫌连续谋杀四名自己生下的婴儿，被判40年监禁，从此获得了“澳大利亚最变态女杀手”的恶名。

然而，故事发生了极限反转。

2023年6月5日凯瑟琳突然被证实从没杀过人，婴儿全部死于自然原因，让本案成为澳大利亚最严重的冤案之一。

因为社会对母性的偏见她坐了20年冤狱，如今科学家为她带回了正义...

“谋杀”四子的恐怖母亲

凯瑟琳的悲剧从她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了。1967年，凯瑟琳出生在悉尼，起了和母亲一样的名字。

在她两岁生日前，她的父亲捅了她的母亲24刀，残忍将其杀害。

父亲在杀妻第二天被捕，很快被遣返回他的老家英国坐牢，在法庭上，他振振有词地表示：“我必须要杀了她（凯瑟琳的母亲），因为她会杀了我的孩子”。

在凯瑟琳记事之前，她就在寄养家庭和国家福利院之间辗转，直到她成年。好在她在成长中有三名接近于亲人的挚友，一直陪着她前行。

凯瑟琳15岁就退学了，她渴望一个稳定美好的小家庭，于是在自己20岁这年嫁给了相处两年的男友克雷格。

1989年，这对夫妻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一个叫迦勒的男孩。这本来应该是凯瑟琳新生活的起点，然而不久后，幸福的三口之间却发生了灾难。

2月20日，凯瑟琳把儿子放在夫妻卧室一墙之隔的房间的婴儿床里。凌晨2点，凯瑟琳好像听到了儿子一直翻身，不舒服的声音，过了一会后她下床查看，发现只有19天大的儿子已经断了气。

医生起初认为这是不安全的婴儿床引发的窒息。从大儿子去世起，凯瑟琳开始写日记。

两年后，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帕翠。当时帕翠八个月大，凯瑟琳哄他睡着后自己也去休息了。

当天夜里，克雷格被妻子的尖叫吵醒，他醒来看到妻子站在儿子的床旁边，疯狂为休克的儿子做心肺复苏术。

两人随后叫了救护车，儿子被诊断出癫痫病和皮质性失明。

四个月后，被救活一次的帕翠还是因为癫痫病发作去世了。丈夫收到了崩溃的凯瑟琳打来的电话，她哭着说：“那样的事又发生了！”

1993年，凯瑟琳生下了女儿莎拉，她认为自己这次一定可以照顾好这个小婴儿。然而女儿10个月时也去世了。五年多后，她的第四个孩子劳拉，也于18个月时去世。

凯瑟琳的所有孩子都没有活过两岁。和许多经历孩子夭折悲剧的夫妻一样，凯瑟琳和丈夫的关系也随着婴儿不断地死亡破裂，谁都无法再面对谁，而丈夫更是急于为孩子的死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

在小女儿去世几个月后，克雷格将凯瑟琳的私人日记交给警方，并声称是凯瑟琳亲手杀害了四个孩子。

这些日记在审判中几乎成为了定罪凯瑟琳的唯一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站不住脚的旁证。

四个孩子的直接死因都是窒息，而每一次孩子死亡，凯瑟琳都没有不在场证明，因此检方认为很可能是凯瑟琳掐死了这四个孩子，尽管所有孩子的事件报告中都没有发现他们有被闷死、掐死等外力的痕迹。

当时的检方引用了现在已经被法学界认为是谬论的“梅多定律”，这是一名英国儿科专家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家庭中“夭折一个婴儿是悲剧，夭折两个值得怀疑，夭折了三个就是谋杀，除非你能拿出没有杀人的证据。”

根据这条理论，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检察官，都在对凯瑟琳做不合理的有罪推定。控方将凯瑟琳日记本上写的育儿牢骚（抱怨养孩子很麻烦），当做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对孩子没有爱和耐心的证明。

甚至她的丈夫也控诉她对孩子“粗暴”、大喊大叫，他却不提自己几乎从不管育儿的事。

从这个思路入手，他们推断凯瑟琳因为觉得照顾婴儿太困难，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杀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找出了几条可以证明凯瑟琳有杀害孩子想法的日记内容。

其中一条，凯瑟琳承认自己带孩子时脾气暴躁，非常害怕独自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对女儿莎拉不够好。

他们认为，凯瑟琳文中提到的“莎拉在得到了一些帮助后去世了”的“帮助”二字，指的是她的谋杀行为。（后来学者认为帮助指的是上帝带走了孩子的意思）

凯瑟琳在其中一个孩子丧生后，写下一段文字，其中一句说：“我必须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女儿”，这也让控方认为凯瑟琳在认同自己的杀人犯父亲的行为，承认自己和父亲犯了同样的罪。甚至有人觉得凯瑟琳继承了她母亲缺乏母爱的特性（只是她父亲杀人时说的借口）。

他们还指出，凯瑟琳日记中多次提到，她对孩子的死感到“愧疚”，是出于她杀了人之后的负罪感。凯瑟琳曾在一次庭审中逃出法庭，也被认为是畏罪潜逃。

他们还提出，凯瑟琳在孩子死后没有在日记中表现出“一个年轻母亲应该有的悲痛”，他们认为她过于冷静。

在第二个孩子去世后，她没有成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而是开始去健身房锻炼，在日记中纠结怎么减肥。

在控方看来，这是她对孩子没有感情的证明，而一个几乎生下来就没了父母、被认为没有正常情感，抱怨孩子很讨厌的女人，在面对不断哭闹的孩子时，实施谋杀是很有可能的。

凯瑟琳根本不承认自己杀了孩子，她认为不该有任何人对四名婴儿的死负责，就连检举她的丈夫也没有犯任何错，因为她坚信孩子是死于自然原因的。

但检方仍然坚信是凯瑟琳杀了人，他们表示：“同一个家庭10年里死了四个婴儿的概率比“猪会飞还小”，以及“四个孩子全都死于意外，比同一个人被雷劈四次还离谱”。

加上当时恐怖母亲杀死四个婴儿的事件已经传遍了全澳大利亚，人们急于为这个案件安排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于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凯瑟琳被判三项谋杀罪，一项过失杀人罪和一项恶意造成身体损伤罪，被判40年监禁，后经上诉改为30年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

果然，当天全国皆大欢喜，他的丈夫克雷格也告诉法庭外的记者：“正义被伸张了，我松了一口气。”

2003年，36岁的凯瑟琳在百口莫辩中被关入监狱，在经历过四个孩子的死亡和全世界的不信任后，她已经不再对自己的人生有任何期待，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杀人。

她在监狱的20年，只有儿时的几个玩伴坚信她是无罪的。

凯瑟琳（中）和两位一直帮她洗清冤屈的挚友

其中，凯瑟琳一生的挚友查普曼，一直在为帮助凯瑟琳翻案寻找证据。

凯瑟琳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我认为他们因为我的'思想'给我判了刑，他们利用我日记里随意记录的内容来对付我，这件事仍让我感到震惊。”

凯瑟琳和挚友

凯瑟琳说自己写日记只是为了发泄孩子去世、怀孕的痛苦和育儿困难等负面情绪，但这些情绪只是抑郁和痛苦，并没有“邪恶、下流或者杀人等黑暗的想法”。

凯瑟琳告诉老友：“或许有朝一日，科学家能帮我洗清冤屈。”

科学发展带来转机

2015年，挚友的努力有了进展，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收到了一封请愿书，要求重新对四个婴儿的死因进行法医病理学复核，2018年州长同意重新调查。

当时有遗传学家在凯瑟琳两个女儿的身上，都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基因突变，这是十多年前医学没能发现的新证据。

这种基因原本负责生产钙调蛋白（CALM2），钙调蛋白控制着心脏细胞中钙离子的运动。

基因缺陷会导致婴儿心律突变，很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凯瑟琳的两个女儿很可能是因为两个孩子正巧在那时得了其他疾病，加剧了心律变化，导致婴儿猝死（莎拉有呼吸道感染，劳拉有心肌炎）。

丹麦科学家Michael Toft Overgaard教授和Mette Nyegaard教授，以及Carola Garcia de Vinuesa教授撰写了研究报告，他们相信凯瑟琳四个孩子的悲剧就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Overgaard和 Nyegaard博士在出庭的路上

Vinuesa教授表示，自己作为一名母亲，可以理解凯瑟琳因为育儿感到的抑郁，和丧子之后“莫名其妙的冷静”，但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名科学家，她会用数据证明一切：“我们提供的证据都是无法被操纵的，其他人也可以检测到这个基因。”

Vinuesa是最先为凯瑟琳发声的科学家之一

此后，有九位业界知名学者都认可了Vinuesa的研究成果，认为两个女儿死于自然原因。

然而，他们没有在两个死去的男孩身上发现同样的突变，因此检方仍然认为凯瑟琳不是无辜的，她的日记是她罪行最有力的犯罪证据。

2020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再次证实该突变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危及婴儿生命。

2021年，又有新的研究发现了凯瑟琳的两个儿子身上，都在BSN基因上携带了两个可能致命的突变。

经过试验，科学家发现这种突变可以导致小白鼠患早发性癫痫致死，在人类婴儿身上会有类似呈现。

这两个突变其中一个遗传自母亲凯瑟琳，一个遗传自父亲克雷格。科学家们发现凯瑟琳本身也是比较病弱的体质，她小时候就容易晕倒，经常感冒、得麻疹，这很可能和她携带的基因缺陷有关。

也就是说，凯瑟琳的四个孩子都只是因为不幸拥有了变异的基因，又不幸在太小的时候就发病，导致了一切悲剧。

这个最新证据在学界引发了地震般的影响，在阅读完报告后，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90多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新南威尔士州州长递交请愿书，这次他们不要求再次调查，而是要求释放凯瑟琳。

科学家们认为，这几年的研究已经反复证明了四个孩子死于自然原因，那么检察官之前声称的“这种巧合不存在”的理论就不再成立。同时，这也引发了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对凯瑟琳案件的重新审视。

被忽略的母亲

精神病学家认为，当年检方自说自话地把一位痛苦的母亲的日记，曲解成“杀人认罪日记”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他们只拿出了他们希望看到的片段，而忽视了凯瑟琳作为一名没有信心，没有人帮助的新手母亲的担忧和自责。

凯瑟琳的第四个孩子生下来时，她写道：“她是个非常乖的宝宝，谢天谢地，我希望她能免受她哥哥姐姐的罪。也许有天她也会离我而去，毕竟其他孩子都死了。但这次我做好了完全的养娃准备，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帮她了。”

当孩子去世时，她写道：“以前她吵闹时我只想让她闭嘴 ，谁知道她永远不会出声了...”

她多次责怪自己，只因为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有责任照顾好孩子，她以为孩子去世是因为她对孩子不够温柔，不够努力，不够懂得育儿。

而当年审判的时候，检方把她善良的自责曲解成了杀人后的认罪忏悔。关于这点学者们认为是不合理的。检方所谓的认罪，只是大的变故发生后，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答案”的正常反应。

如果凯瑟琳真的压力大、愤怒到要杀人的地步，那么在她的文字中应该也会反映这种情绪，然而并没有，她的文字中的情绪只有深埋在平静之下的无望、自责和无助。

对于检方指责她在丧子之后不够悲伤的说法，学者表示，他们相信在孩子第一次死亡后，凯瑟琳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PTSD，当不得不再次面临丧子之痛时，她的行为有“回避特征”，意思是她的大脑为了让她活下去，刻意无视了眼前最悲伤的事。

因此她会仿佛忘了孩子去世一样，写一些关于健身减肥的事，来转移注意力，而不是一遍遍地描绘孩子的死。

这对于她而言是根本无法提及的悲伤。学者表示，人们应该接受每个人处理亲人死亡不同的方式，不要动不动就用“不够悲伤”攻击别人。

此外，她在日记中提到自己的杀人犯父亲，也是因为绝望的凯瑟琳对悲剧的人生产生了宿命论。

凯瑟琳认为罪孽深重的父亲让自己受到了报应，她认为自己天生就不配得到幸福，所以家人都会离开她、孩子都会夭折，她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

她自责、抑郁、对命运感到无力，但又一次次希望能改变命运，原本她应该得到丈夫更好的理解和帮助，但丈夫、当时的陪审团和检方都忽略了她的感受，只急于将婴儿的死归咎到她身上。

在听证会上，精神病专家直言：

2023年4月26日，55岁的凯瑟琳带着新的证据再次走上法庭。这次，她听到了法官说：“我无法接受凯瑟琳女士是个对孩子很冷酷的母亲的这种说法”，人们终于相信了她。

6月5日，法官宣判凯瑟琳获得无条件赦免，她即日起就可以离开20年的冤狱，重返外面的世界。

接下来，她可能还会得到司法部门的撤罪。这意味着她可以对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冤案索赔。

当然这些事情对于举目无亲，兜兜转转又变成孤身一人的凯瑟琳来说，可能也并不重要了。她的律师表示法律体系应该增加科学敏感性，少一些偏见。

失去双亲，失去四个孩子，失去丈夫的信任，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被当作连环杀手囚禁20年，凯瑟琳的新生活已经来得太晚了。

希望她可能尽快振作起来，找到自己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