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新军团（ANZAC）代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联盟。1917年ANZAC这个词语代表任何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参加战斗的士兵们，后来这个词语指代任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战斗的澳新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新军团日成为了纪念捐躯澳大利亚士兵的日子。澳新军团的精神，代表着勇气、战友情谊、和牺牲精神，而这正是加利波利登陆时，澳新士兵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纪念活动通常在4月25日拂晓举行，这时就是百年前士兵们登陆的时候。最初进行纪念的提议，来自上个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澳大利亚的士兵们，他们将每年的纪念仪式作为惯例。1927年悉尼纪念碑（Sydney Cenotaph）附近，举行了首个拂晓纪念活动，当年也是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将澳新军团日作为公众假期的第一年。最初的纪念活动仅有退伍老兵们参加，他们 会遵循士兵们“坚守”的礼制，然后进行默哀，最后再吹起“军人最后一班岗位”的笛声。当日晚些时候，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和很多小城镇会组织游行活动，让家庭 和其他良好祝愿者进行纪念。这一天是澳大利亚人回顾战争各种不同意味的日子。全国的各个战争纪念馆都会举行集会。

澳新军团当年4月25日拂晓从加利波利半岛登陆，遭遇了极强的抵抗。他们发现自己从错误的地点登陆，面临的不是敌军实力薄弱的平坦海滩，而是悬崖峭 壁和敌军强大的火力点。在未来的两日内，大约2万名士兵在海滩登陆，他们面临的是土耳其组织完备、军备精良的大批部队，他们决心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军队由Mustafa Kemal带领，后来Mustafa Kemal成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Atatürk。

加利波利战役很快陷入了僵局。澳新军团士兵和土耳其士兵开始在海边挖沟筑壕，他们挖开了数公里的战壕，用狙击手和大炮慢慢地消耗着双方的军力。数千 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在登陆后的几天内死亡。残余的扫雷士兵（澳大利亚人这样叫自己），焦急地等待着增援部队。后来战斗僵局于1915年12月20日在大撤退中被打破。这期间，一共有8,141名士兵阵亡，1.8万名士兵受伤。加利波利战役后，澳大利亚士兵继续奔赴法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其它主要战役，包括波济耶尔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AFL与澳新军团日

一战和二战中有许多澳大利亚的士兵曾经是澳式橄榄球运动员，因此，AFL也承载着对阵亡士兵的纪念责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AFL为了保持军团日的庄严与肃穆，曾经一度不在澳新军团日这天举行比赛，这样军团日这天不会有任何的娱乐活动。

随着时间推移，澳大利亚人民不再用过分沉痛的方式来纪念澳新军团日，AFL比赛也逐渐在澳新军团日开放，并且会精心挑选一场比赛放在这一天举行，两支球队都是当赛季中被认为是最勇敢的球队，以此来纪念二战中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士兵们。球队是最勇敢的球队，比赛的激烈程度自然不会差。于是，澳新军团日的比赛总是能够吸引众多球迷前来观战，并且观战人数屡创新高。例如，1975年卡尔顿与埃辛顿的澳新军团日比赛就吸引了77770球迷，而仅仅两年后记录就被刷新，1977年，里士满与科林伍德的比赛吸引了92436名球迷来到现场，场面已经直逼AFL总决赛。

于是，澳新军团日纪念比赛的传统就这样被延续了下来。每逢澳新军团日的当周，各场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纪念活动。通常，当地的老兵会接受邀请来到赛场，全场会向老兵致敬。双方还会在赛前列队默哀，以纪念在战争中丧生的澳新军士。直到1995年，AFL决定，埃辛顿轰炸机和科林伍德喜鹊将称为澳新军团日的代表，每年4月25日的比赛都将由这两支球队参加，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澳新军团日的纪念，各支球队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阿德莱德港力量队为了纪念出生于阿德莱德的二战英雄彼得·巴德科，专门为阿德莱德港力量队的澳新军团日比赛设立了彼得·巴德科奖牌。该奖牌将奖励给在澳新军团日比赛中发挥最为出色的球员。前队长特拉维斯·博克曾在14和15年两度获得该荣誉，成为史上唯一一位蝉联此荣誉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