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hawn Yang

上周澳大利亚财长Scott Morrison的那颗重磅炸弹所造成的效应，似乎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方面（National Interest）的担忧为由，拒绝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提出的竞购案，它们要收购的是Ausgrid，一家服务于悉尼及其周边地区的供电企业。这些投资方本打算以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取得澳洲电网50.4%的股权，并向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分销电力。

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在今年4-5月，Morrison在S.Kidman牧场收购案中的态度，同样也是坚持该笔价值3.7亿澳元的并购交易不符合国家利益。他曾说，澳大利亚欢迎外国投资，但必须确保这些投资不违背国家利益。

什么是澳洲的国家利益

财长的一句话像一堵石墙，不但把投资者挡在了门外，也让中国民众和对澳洲投资有兴趣的金主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隔阂和压力。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当然名正言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或者确认过什么才是澳洲的“国家利益”呢？

根据澳洲《1975年外国收购与兼并法（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FATA）》，财长在对投资方进行评估后，发现其收购行为有悖于国家利益时，有权终止该交易。然而并没有任何一份政府草案或条例严格定义了“国家利益”。2003年外交部的白皮书里提到：国家利益即“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民的安全与繁荣”。

尽管这看起来很宏观，但是根据FIRB的外国投资者政策，还是列举出了一些值得投资者参考的意见，比如：“需认真考虑社区对外国投资者持有澳洲资产的看法和意见”和“需尊重澳大利亚的市场经济体系，公司与投资者的行为必须遵从市场响应而非外部政策或非商业因素”。另外，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条较为具体的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 维护国防安全

• 维护政府财政利益

• 投资者要尊重澳洲法律和市场秩序

• 避免使用不恰当的竞争力度和过度集中的投资策略

• 符合政府的政策走向

• 投资者的良好品行

中国恐慌症真的存在吗？

很多人可能听过两个词：Sinophobia（中国恐慌症）和Xenophobia（外国恐慌症），而它们最近也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中，尤其是关于海外投资的报道。在多个中国对澳并购案被拒绝之后，大家对这方面的质疑再次上升到了顶峰。

我们相信澳洲政府在审核大型资产项目的并购时会有一定的量化标准，比如Deakin大学就曾经对电力网络安全做出专项研究，指出如果以目前澳洲电网的安防级别，假设海外收购方想进行破坏活动的话，是易如反掌的。而前国防部高官Ross Babbage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并指出某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在澳洲从未停止过活动。类似这样的评估，足够对联邦政府的决策层产生影响，进而波及到具体的商业行为。

面对媒体，政治家们自然会否定澳洲政府对中国存在任何的偏见，并会列举出实例来为自己辩护。比如在2011年的新加坡证券交易（SGX）所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的收购案中，一向跟澳洲交好的新加坡，也被拒之门外。澳洲政府给出的理由很明确：“SGX无论从交易规模还是资产净值上都无法与ASX匹配。”Morrison也在否决Ausgrid的收购后强调：“每一项资产都是不同的，每一项交易也是不同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之间并不存在着线性的关联……”

然而每一个决策都是存在着杠杆效应的。对于新州州长Mike Baird来说，他正等待着出售Ausgrid所获得的资金，来完成对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学校、医院和交通等。他无奈地质疑对投资方的审核标准为何不能更宽松一些。

投资方的呼声

这次Ausgrid收购案的投资方之一长江基建（CKI），是李嘉诚长江集团旗下的公司。这次收购被拒，不由地使人们想起2010年长江基建曾击退西方联合财团，成功收购英国电网EDF Energy的案例。收购的电网集中在英国东南部，电网服务覆盖的范围包括伦敦、牛津及剑桥等重要地区，服务的用户超过1000万户。

长江基建指出：“澳洲政府必须给出明确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这个决定。”言下之意就是说，国家利益这个依据并不充分，并对做出决策的流程的透明性产生了质疑。

来自其他行业的呼声

作为海外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农业领域的类似收购案例也屡见不鲜。上半年的S. Kidman收购案也是澳洲政府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把投资者拒之门外的另一个例子。近日，代表了澳大利亚全国60,000农户的组织全国农夫联盟（NFF）的首席执行官Tony Mahar表示：政府一系列拒绝外资的行为，会严重威胁到亟需资金注入的澳洲农业领域，并影响到澳大利亚向亚洲市场的供应能力。

海外资金对澳洲每一项重大资产的收购都必须经过由FIRB主导的“国家利益测试（National Interest Test）”，显然澳大利亚政府在测试的透明度上做得还很不够。澳洲最大的官方媒体ABC曾经指出，“国家利益测试”完全是一个充满了政治色彩、主观且带有任意性的工具。而且测试的流程与标准并不对外公开，这与我们的邻国新西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抛开政治不谈，笔者想承认，这个时代澳洲的民众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偏见，而且这是有数据支持的。Pew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显示，澳洲民众对中国这个国家保持着中立且相对友好的态度（如图）。

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澳洲是否已经抬头，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澳洲本土的第一产业和商业领域，对政府的海外投资审核制度，是持质疑和批判态度的，并无明显的中国恐慌症出现。大家所呼吁的是设立一个与“社会利益”所匹配的“国家利益”规范，以正视听。否则，就像澳洲一些网民戏称的: 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否仅仅是“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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