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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亚军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菲律宾驻华大使、菲律宾驻日本大使、菲律宾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促使菲律宾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推动菲中友好，代表菲律宾向时任中国总理表示，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南海分歧……

这是菲律宾华人大班杨应琳（Alfonso Yuchengco，已故，享年94岁）的一份成绩单，但这只是他的副业。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是生意和Money，让他成为大班的，是他把一个小小的保险公司办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综合性财团之一。

他曾在菲律宾国家命运的关键节点，以大无畏的精神介入甚至左右过菲律宾的政治选择。但他强调，这并不是因为自己非要参与政治，而是如果你关心社会，政治总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始终关心着社会，因而无法只是在商言商。

这让他的人生更加非凡，也更传奇。

一位总统曾下令抓捕他，四位总统请他协助外交，但这些总统流亡的流亡，下台的下台，逮捕的逮捕，赋闲的赋闲，他却始终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然后面对前来探问成功学的人，严肃地强调：运气，至关重要。

而他最最重视的则是美好的名声。“再多的金钱也可能在瞬间失去，不过美名是永恒的。对我而言，名声比财富重要得多。”

除了这些，杨应琳还是一个始终享受生活的人。他从小就坐着豪华汽车来来往往，到老年，妻子过世多年后的一次媒体访问中，80多岁的他公开说：

“我想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伴儿。”

以下为根据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2007、2009年对杨应琳先生的独家采访与报道改写的，他的人生自述（未经本人再审定）：

我1923年出生在菲律宾，父亲恩里克（Enrique）20岁时从老家福建南安到了马尼拉，并且给了自己一个英文名字：恩里克，全名是恩里克·杨清戈。

杨清戈是我祖父的姓名，他的先辈曾是清朝的从一品大员，清朝衰败后，他移居马尼拉，然后与一位菲律宾女子结婚。但他到菲律宾之前，已在福建成家生子，我父亲就是被他留在了老家的孩子。

父亲到马尼拉后，与一位福建同乡喜结连理，一共生下五个男孩，其中三个一出生就夭折，另一个则于两岁之时夭折，唯一幸存下来的，就是我。

当时有种说法，如果我妈妈生的是女孩，这孩子会活下来，她一共生了三个女儿，都活下来了；但若生的是男孩，这孩子就会夭折。三次都如此。到第四次，我终于活下来。

但6岁之前，我都是女孩打扮。父母希望用这种方式欺骗那个什么力量，让他把我当女孩看，让我活下来，他们成功了（笑）。

父亲是个能干而且受欢迎的人，用事业的成功和人们的尊敬弥补了很多遗憾。到我出生时，他已是较为成功的人士，往后则越来越成功。他从木材、建筑生意起家，兴建了马尼拉邮局等标志性工程，还创建了我们家族的基业——中华保险和担保公司，是菲律宾非人寿保险业务的先驱。

父亲的事业让我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上小学时，我已坐着豪华的Packard轿车来来往往，而且是全校唯一兜里揣着大额纸币的学生，但那些口袋里只有硬币的同学们并不反感我的富有，因为我跟他们分享，这也是父母不断跟我强调的。

少时，还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也对我人生影响很大：一是父亲请到菲律宾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Antonio Villarea做我的教父；二是父亲要求我们在家里讲中国话，坚持讲中国话，这让我从小在三种语言环境中成长。

一直到高中，我都保持班级前五名的成绩，但中途的经历也是不堪回首。

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后，我家损失惨重，保险公司被勒令清盘，父亲被关押过两星期，我的学业被迫终止，但强大的父亲带领我们挺了过来！

不能继续上学，我做了两件事：师从一位中国教练学习拳击，在拳击袋上发泄对日本人的怒火；跟一位同学合伙骑着自行车卖肥皂，还从肥皂扩张到药品。之后，父亲觉得我还行，就安排我照看家中的碾米厂生意。

这是我最早的生意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自己去做和看着人家做是不同的。因此，我总是建议那些指望下一代接班的经营者，如果你真的希望他们接班，那就早点让他们接触生意吧。

日本战败后，我重返学堂，先在本国远东大学读会计学，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学、英文和法律都获得最高分，但审计学刚刚及格。我记得，审计学的主考官把最高分都给了自己的三个亲戚，所以他给我的低评价我不认（笑）。

之后，我去美国读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在哥伦比亚大学，我的经济学课程成绩优异，当我忍受长达数月的孤寂煎熬回到家时，父亲正在为恢复保险公司的计划犹豫不决。为给他分忧，我果断决定，为父亲的事业助一臂之力。

1953年，我们的保险公司得以重新组建。我将公司命名为马来保险公司（the Malayan Insurance Co., Inc.中文保留“中华保险公司”），并担当了总经理一职。凭借父亲之前的人脉和经验，加上我所学到的现代经营管理知识，我们开始设想着新公司成为行业翘楚的美好未来。

但不久，父亲离开人世，我一人挑起了重担，而且决定比父亲走得更快一些。

1954年，完成研究生课程归国后，短短数月，我便设立了大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the Great Pacific Life Assurance Corporation）。1960年，我创建了如今国内领先的综合银行之一的中华商业银行（the Rizal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ion），并对旗下的房地产业务和其他企业投资项目进行了整合，为此成立了投资商行公司（the House of Investments）……

靠着步步向前，紧握机遇，我们发展成了如今拥有70余家成员企业，资产超过65亿美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的大型综合性财团，并且开创了菲律宾经济和产业领域的很多第一，这令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我喜欢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这是我建立友谊和人脉的机会，也是我学习经验，开拓视野以及发现新机会的好方式，而且我总是主动跳进去做。

1950年，我就加入了马尼拉青年商会，然后常年资助该商会的活动。1956年，我成为马尼拉青年商会的主席，经常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既游历了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大好河山，也与许多外国公司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与外国合作者组成合资企业，或许是我的成功策略之一。我是第一个与外国人建立合作关系的菲律宾商人，除了邀请外国企业家参与我的企业，我还邀请世界专业人士，来帮我们提升管理水平，我们的很多生意都是“合”来的。

我们的RCBC广场（中华银行总部广场，主体为两栋超过40层高的建筑，马尼拉的地标）也是一个例证，这座大楼的建成，部分得益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资金，他们投入了40%的资金。这些年，我的集团先后与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日本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同时也在香港、英国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而且还是第一家渗透非洲大陆的菲律宾公司。

如果你正处于好运中，要抓住机会，让企业不仅得以生存，还能取得快速的成长和扩张。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的运气相当不错，马不停蹄地扩张，为今天的事业打下了关键的基础。我们进入到农业、汽车、医药、水泥制造、地产、石油开采等许多行业，很多都与国家的基础建设与发展整体相关。

我看好菲律宾的发展，认为这是在投资菲律宾的未来。

我主张业务要多元化，更主张的是，在主业巩固的基础上多元化，围绕主业多元化，切不可主阵地不稳就盲目求多，这是我们能够快中求稳的关键。我们从来没有迷失自己的发展重心，并且始终把核心管理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整合金融服务，并因此成为了菲律宾第一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金融保险公司。

我们从非人寿做到人寿，从保险到再保险，然后是银行、投资银行等等，一家公司能够为一个人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所有金融需求提供金融服务，我们是第一个做到的，我们的房屋抵押和汽车消费贷款都是菲律宾的一、二名。

我们追求业务创新，强调去做引领市场的东西，一个引以为傲的成绩是，我们发行了菲律宾历史上首张信用卡——大莱卡。

很多人说，我喜欢参与政治，这或许是事实，但其实也不是喜欢参与政治，而是如果你真正关心社会，政治总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我始终关心着社会，这让我无法只是在商言商。

1970年代，我的生意可谓如日中天，但我对当时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我知道明哲保身，甚至向独裁靠拢会有利于我的商业拓展，但良知让我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马科斯戒严期间，大部分商业人士都奉行不参与政治，即便他们心怀正直，但我资助了“点火运动（Light A Fire Movement）”，那是反对马科斯的主要力量，也是1978年马尼拉大规模反抗马科斯游行示威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团体。

马科斯当然不会放过我，他把我列到名单之上，签发了ASSO（抓捕令），还派了他过去的司机跟踪我，这个人被他授予将军的头衔。

幸运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Johnny救了我。我很早就认识他，他父亲是我们公司的律师。Johnny是马科斯内阁成员，当时的国防部长。

Johnny让马科斯不要动我，并向马科斯打保票我不会从事非法活动，即便Johnny知道，在马科斯心中，反对马科斯就是非法，而我在他暴政的近20年间，一直在反对马科斯，拒绝向他低头，更勿论同流合污。

印象深刻的是，那时我在台湾拥有华侨保险公司，有次，我想去台湾参加会议，并幸运地得到了离开菲律宾的许可。当我们离开时，机场总指挥并不在场，当他后来看到乘客名单上有我这个被下令抓捕的人的名字时，马上命令飞机返航。

然而，当航班降落在马尼拉时，那位总指挥又得知我得到了离开菲律宾的许可。所以他又允许航班驶离菲律宾。航班机组因为疲劳而拒绝执行任务，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待了三四个小时，等待新的机组。当其他乘客意识到我是这一切麻烦的源头时，所有人都对我怒目相向。

那期间，我们企业的生存受到了独裁者强权的威慑，但凭借着达观的适应能力和良好的商业决策，我们依然得以生存和成长。

人生的事充满不确定，甚至戏剧性。

反对马科斯，我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这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和惊险，但后来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参与了反抗马科斯总统独裁统治的民主斗争，当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结束马科斯21年的统治后，我接到了菲律宾新任总统阿基诺的任务——出任菲律宾驻中国大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一直相信，与中国政府保持紧密的双边关系，是菲律宾所必需的。这工作也很有趣，不仅因为我的身份渊源，更因为那段岁月在中国历史上本身就很有意思。当时，邓小平仍然在世，正在为中国重要的改革不遗余力地工作。

期间，我促成并精心安排了阿基诺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让她和邓小平进行了历史性会面。当阿基诺树立起一个华人后代的形象后，她一夜间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外国首脑。此后，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加强。

离开北京之前，我在长城上开了一个纪念宴会。我们带了200把火炬，因为上面没电。我邀请北京交响乐团在北京所有外交官面前演奏。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外交官提及那次欢送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就参加了那次晚会。他后来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当我离开联合国时也开了一个欢送会，王英凡也在，他说我是唯一一个在长城上开宴会的大使。

1995至1998年，我又被菲德尔・拉莫斯总统任命为驻日本大使，同期担任政府南沙群岛问题顾问；1998至2000年，我再被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任命为总统APEC事务顾问；2001年，我又担任菲律宾驻中国、日本、韩国特使；2002至2003年，再被格罗丽娅・阿罗约总统任命为菲律宾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然后，再担任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位居内阁成员之列。

中国在我心底里占有相当特殊的位置，因为我的祖先根在福建。许多菲律宾人的心底，中国也占有特殊的位置，因为他们的根也在中国。

我一直主张并致力菲中友好，任菲律宾驻中国特使期间，我曾代表菲律宾向中国总理朱镕基表示：我将努力，推动菲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分歧。

担任驻中国大使期间，我则提议、促成了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的设立，使得福建乡亲与菲律宾之间的商业、探亲和旅游往来更加便利。我也推动旗下的中华保险公司在厦门设立了代表处，在香港、在台湾，我们也开展有不少的业务和合作。

同时，我也一直恪守职责，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出任菲律宾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期间，我推动菲律宾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以及消除歧视妇女大会（CEDAW）的会员国。2003年11月，阿罗约总统授予我拉坎杜拉最高荣誉奖，特别感谢我的这一贡献，这也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授予外交人员如此荣誉。

常有人问成功秘诀，我认为，努力和能力是前提，但这只能保证你做得还不错，能否成就一番非凡的大事业，是孔夫子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很多事的成败，除了必然的因素，背后都有一些偶然的原因。这个偶然，可能让你大功告成，也可能会令你功败垂成。

一辈子的事，有时几分钟就有决定性。

这个偶然很大部分是运气，当然，有运气，你也得努力工作，努力的人才会遇上好运气。不过，我始终相信，如果没有运气，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总是说，运气，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我来说，好的运气就是作出合适的决策，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承担恰当的风险。

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掌控命运，因为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命运如何。我一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奋斗，不管它们给我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满腔热忱地致力于改善国家经济和同胞生活，也许，这正是我的命运，是我运气的根源。

运气同等如何更成功，或者如何去争取更好的运气？这是值得探讨的。

在工作上出类拔萃，对机遇独具慧眼，是取得任何成就的法宝，自律、坚持、决心和远见，这些素质也在一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常，财富的获取，取决于对他人和社会的态度。我的经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广泛结交各界朋友，与他人和社会积极沟通，从中寻找机会，学习，共事。

其中一个关键是，要主动去做，主动的人，运气总是更好。因此，我是一位亲力亲为的领导人，总是主动推动各种“内政外交”，而不是等别人来找我。

我掌管着各家公司的重大决策，而且也不放过那些汇聚起来可能造成企业成败的许多细小环节。我相信，必须聘用最优秀的人才管理公司，这些人才得到了我的信赖，但依然需要定期向我报告各自企业的全面运行情况。

我一向是杰出的时间管理者，有着严格的工作准则，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投入大量时间，即使时至今日（2009年），我依然每周六天满负荷地全天工作。

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我提倡奋斗，但不主张太艰苦。我重视家庭，始终尽量安排时间与孩子们一起度过，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另外，我并不认为，不能给予家人更多的时间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父亲曾经教导我说，虽然他生于中国，菲律宾只是收留他的国家，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幸运和成就归功于这个国家，因此他必须回报他的国家。我继承了他的这个价值观，商业人士应在国家建设中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

企业的成就并不仅仅表现为丰厚的红利，也体现在它与群体的融合和感应程度。生意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对我们所处群体之需求的积极响应，同样举足轻重。

我有一套自创的“投资社会回报率（SROI）”原则。

当一家企业本着公众利益而进行私人投资的时候，它就会给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提升健康、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收入、拥有合适的住房以及和谐的社区。

当一个企业能持续给社群带来积极的影响，它也就会获得持续的回报。也只有让整个社会都分享到发展成果，才会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使得企业在一个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中受益无穷。这种“奉献循环”正是我们集团持之以恒的使命。

我总是告诫生意人，让别人贫穷是在威胁你自己，即使你是富有的。

早在1970年，我就意识到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商业利润，并且创立了杨应琳基金会（the AY Foundation, Inc.），要求成员企业常年捐资一定比例的利润支持基金会的各个项目，这令我们成为一家受欢迎和尊敬的企业。

我相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教育事业深得我心，我们捐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后来还拥有一家大学——马布亚理工学院（现已升为大学）。我们还为缺少或者根本无缘享受医疗服务的群体提供保障，并对那些表现出我们想要宣扬的无私奉献和身体力行精神的人士进行表彰。

父亲一直给我灌输这样的道理：保持家族的名誉和声望至关重要。再多的金钱也可能在瞬间失去，不过美名是永恒的。

日据期间，我家的房子、店铺和办事处都被夷为平地。后来，父亲不得不从头白手起家，但我们很快就重新建立了事业，这正是因为我们拥有好的名声，大家都信任和支持。

所以，对于我来说，美好的名声远胜于金钱，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美好的名声也意味着更多的金钱会主动来找你。因此，我给那些经营者的忠告总是：

不要为了金钱牺牲你的名声，即便你只在乎金钱。

政府将一条街道以我的名字命名（2005年7月），这算是我对家族名声的一个交代，我也早已将这种观念，这种名声传给我的下一代，要他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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