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Flinders医院，救护车停在外面，救护人员说医生正忙，而他的左侧已经从weak到strong了，如果一旦发现他又weak了就马上送进去检查。当时不了解澳洲的治疗流程，现在来看当时是觉得不严重所以排在更急需的病人后面。等了1小时后排到他了，又等了40分钟出检查结果。

CT检查的结果是没有出血，我们的一颗心是放下了，但医生说他的钾高，超出了正常值，医生要留他在急诊室观察。没有危险了才能出院，所以我和他不能跟朋友们继续行程了。我回来收拾行李，如果过两天他可以出院了，我可以继续我们的旅程。

女儿只有交给同程的朋友带着继续行程了，我计划着3天后和大伙在墨尔本集合。

2月3日，入院第二天

早上8点不到我们就到了医院，他已经从急诊病房到了普通病房，护士说钾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血压也下降了，只比正常值高一点，这些都是好消息，听起来似乎是休息两天就可以离开医院了。

医生过来巡诊，和护士说的一样，但没有说中风的事情，我们跟医生一再强调了他昨天左侧失去知觉的情况，医生重新检查，发现左手、左脚抬起的程度的确和右侧要差一些，马上叫来了中风科医生重新测试，检查后中风科医生建议送到ICCU。

转到ICCU病房后，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左脚已经不能自己抬起了。他还能用简单的词表达他的意愿，他不断跟我说“饿，要吃饭”，我问了护士，护士说下午要做CT检查需要空腹，不能吃，最后CT又改到第二天上午再做。他就这样饿了整整一天，看着他好可怜。

（刚刚入院）

晚上，诺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害怕，后悔拒绝了朋友要留下了陪我的好意。不敢告诉两边的父母，一个人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亮了。

2月4日，入院第三天

上午CT检查的结果出来了，他的右侧大脑不是出血是缺血。为什么两天前的CT检查还一切正常？医生也许没有听懂我的疑问。

傍晚他似乎清醒些，跟我问到女儿到哪里了？还提到了我们这次旅行同行的朋友的名字，问他们到哪里了？还记得毛豆（朋友的女儿）在救护车来时推着他，我知道他到现在还想着能追上大伙，继续行程。

（女儿与丈夫一起在海边）

护士Peter在当班的记录中记下了：承旭的左胳膊动了。

2月5日，入院第四天

他的状态不如前一天，但护士说因为前一天晚上睡的浅，每一小时因为检查他是否有意识都要唤醒他，所以他现在想睡，是正常的反应。今天还来了一个负责康复的女孩，抬抬他的胳膊，说第二天可以帮他开始康复。感觉一切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巡房的医生也说他好些了，他的危险期是96小时，度过危险期后他们还要在ICCU观察他几天，找出他这次中风的原因，避免再次发生。医生能这么负责，我心存感激。

晚上7点多他醒了，我赶紧跟他说说话，说说女儿，还给他看了看我家狗狗（Friday）的视频。我家的Friday也是通灵性的，这几天它也不睡觉，在地上溜达，抱上床就看着窗外。它不平静的时间跟老公状况不好的时间一致。

（丈夫获得的射箭奖杯） 

2月6日（入院第五天，周一）

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

早上到医院时医生他的状况不好，和护士都叫不醒他，要马上做个CT要赶快检查一下。

我在waiting room等候。等啊等，等到下午2点多，护士来找我，我问检查结果如何，护士说等下医生跟我说。我立刻感觉不好。两个身着手术服的医生出现在我的面前，表情严肃。护士是中文护士，帮我翻译。医生说我老公现在脑部水肿严重，已经危及生命，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释放压力，否则生命有危险，在医生和护士面前忍了这么多天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已经不能说话了。医生需要我做决定，可我说不出来话。护士问我：你是不是很难做决定？我点点头，护士说：你可以不做这个决定，医生来替你做。本来是由病人本人来做决定的，可他现在昏迷不醒不能做，如果你决定不了就由医生来决定。我终于能说一句话：做能救他的命吗？医生说是，我只好点头说：听医生的。医生说：手术前还有点时间，你可以跟他说说话。

我忍住泪水走向他的病床。但当我张口喊他的名字时我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流下来。我说：你要手术了，手术后就好起来了，别担心，我在这等你。他用手握着我的手，紧紧的，问我：女儿呢？我说你放心，和朋友们在一起呢，他们照顾的很好，然后他问：奶奶呢？奶奶呢？奶奶来了吗？然后他也哭了，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他这么伤心。我问护士真的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他现在很清醒，没有搞错吗？护士说不会错的，不手术就没命了。我很无奈地看着他们把他的病床推走了，直到消失在尽头。

原说的2-3小时的手术最后用了4个小时。我一直在等。晚上7点护士终于来找我了，告诉我手术很成功，让我放心。我想进去看看他，护士说他现在带上呼吸机了，药物让他睡眠休息，听不见我说的话，让我看看他就会去休息吧。我也只好如此。

（丈夫与澳洲射箭教练）

晚上给国内打了电话，告诉一声手术顺利，心里想着今天已经是最坏的消息了，从今天开始以后就会是越来越好了。这天晚上是自2月3号以来吃的第一顿晚饭，这么多天以来都是早点一杯奶，几块饼干，然后中饭和晚饭不吃，吃不下啊。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还不是最糟糕的一天。

2月7日，入院第六天，昏迷第一天，周二

 手术后的他没像医生说的那样水肿减少，慢慢好起来，好像更严重了。医生安排他11：30做核磁共振。我在waiting room等待结果。

下午4点护士来找我，我问检查结果如何？护士说等一下医生过来跟你说。我现在一听这话心就提到嗓子眼了，难道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了？医生跟我介绍说，颈部两侧各有一条静脉，然后向上分成两个分支，他的右侧的分支中有一条完全堵塞，无法向脑部供血，已造成脑部细胞死亡，且是不可逆的。造成的后果是左侧瘫痪，语言功能受影响，并且也不排除其他血管再受阻。我问最好和最坏的可能性，医生说最好是能恢复，但这基本不可能，最坏是回不去了（死亡）。这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他以后就站不起来了？这样一个健壮的人，这样一个热爱运动的人，这样一个爱射箭的人，今后不能再站起来了？

我不敢相信，我无法相信。前两天进医院时还有知觉，为什么越治越坏？医生说最佳救治时间只有4小时，也许在船上时就发生了，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可是不对啊，2号在救护车上他的左侧恢复知觉了，在3号的上午他的左侧也有知觉，而且抬得很高，左胳膊左腿都可以抬起来啊，那不就说明他还没堵上吗？还有机会救他吗？为什么没检查出来？为什么不能马上做核磁共振呢？

医生解释说这边就是这样的流程，先做简单的再做复杂的，现在医院做核磁共振的病人已经排队到半年后了，是按照病人的急需情况来安排的，当时我老公已经开始自己恢复了，即便当时我强烈要求，在这边的制度也不会安排的。我听了泪如雨下，就这样他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就这样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悔恨、自责、惋惜、遗憾、痛苦，各种情绪充斥着我的心，我已泣不成声，不能控制自己了。护士靳霞担心这样状态的我一个人不放心，让我跟她呆在一起。可是坏消息还是接踵而至。

（女儿与丈夫一同在海边用餐）

2月8日，入院第七天，昏迷第二天，周三

我凌晨1点多昏沉沉睡去。听到有人喊我，我马上惊醒，睁开眼，是护士靳霞，她让我接一个医院来的电话，电话里说又给他做了一个检查，脑部积水严重，需要马上做一个脑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需要我同意，我只能啊啊，说不出话来了。电话那头说：你要用英语说我同意手术。我费劲地重复了她们要求我说的话，然后她们说马上安排，一小时内手术。

挂断电话时是凌晨4：07，我睁着眼睛，已经没有感觉了。老公，你难道就这样要跟我告别吗？我们的旅行还没有开始，我们还要去很多地方啊，我们的女儿还小，我们要看着他长大，升中学，上大学，她要你拉着她的手陪她走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女儿大了，不用我们陪在身边时，我们就一起去旅行，走遍所有的国家吗？你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啊！想起以前的日子，我每天工作总是忙，早出晚归，女儿都是他接送，每天他把饭菜做好等我回家，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可就是这么平常的日子都已不再拥有，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手术后的患者）

终于天亮了，可以去医院看他了。病床上的他是那么安详地睡着，似乎根本没发生凌晨的惊涛骇浪。我的心平稳些了，我知道他还在。

    2月9日，入院第八天，昏迷第三天，周四   

    2月10日，入院第九天，昏迷第四天，周五

    2月11日 ，入院第十天，昏迷第五天，周六   

    2月12日，入院第十一天，昏迷第六天，周日。

阿德的朋友提前结束行程回来陪我了，之前一直住在他们家。感谢他们。

（入院前的行程：与友人出海钓鱼）

老公，今天是情人节了，已经是2月14号了，你已经昏迷八天了，今天女儿将返回中国，她问我，她送给爸爸的贝壳挂在病房了吗？爸爸什么时候能好？什么时候能回国？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和女儿说啊？我该怎么和爸妈说啊？你快告诉我啊！

后续：2月8日，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她说她叫白燕，来自于中国天津，是我的老乡，是Flinders的护士告诉她我的情况，她想见见我，想帮帮我。我们见了面，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白燕的帮助下，有更多的同胞伸出援手在帮我，有的我见到了：胡苗，王霄，张鹤玲，王金社、Helen Wu、琼、 Helen Gong，还有中国护士：JIN,平平，靳霞，ALICE，Social worker  ANNA......更多的我不知道名字的人，我们素未谋面，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就在帮我，我不知道如何感激。

我问过平平：你们为什么这么帮我？在国内不可想象这样的事会发生。清晰地记得她的回答：我来这之后，觉得人和人之间非常简单，人家也都在帮我，我也愿意去帮助别人。真是最质朴的话，最简单的道理了。我喜欢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我的同胞们。

2月24日。他现在还未醒来，我在期盼中，我希望我还能坚持住……

（曾经非常健康并热爱运动的笔者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