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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朋友圈流行的一篇文章《哈佛医生来上海做了8台手术，中国医生为何汗颜？》（该文最初发表于2003年的《新民周刊》）描述，以哈佛医学院麻省总院心胸外科专家斯坦利教授领衔的手术小组，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之邀，在该院为国内8位病人开展从诊断、分析、手术直至术后康复的全套医疗服务，中方医护人员全程跟踪观摩。整个手术因其严谨到极致的工作作风，令中国医生震惊。

我们从一些病的死亡数据可能就能看出，中国医疗水平比美国落后，而且还落后很多年，看完数据就知道了。

根据2015年美国癌症协会与2015年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的统计数据，中美在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上有着显著差距：30%对比66%  。

以三种致死率最高、最高发癌症为例：

肺癌：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2015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SBRT/SABR）结果与手术相似。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医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同步。

三方监督美国医生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者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倒是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看看凌晨四点中国医院和美国医院，这才是医患关系的真相！

The doctors and nurses is aslo  a"scapegoat" and "victim"

作者 |  T.Jimmy

凌晨四点时，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梅奥诊所，空荡荡，无一人。凌晨四点时，全中国排名第一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千余人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挂号。他们中，很多人从零点就已经开始排队。在这些表象背后，今天想和读者们谈谈国内的医和患。

这是凌晨四点时，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梅奥诊所，空荡荡，无一人。

这是凌晨四点时，全中国排名第一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千余人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挂号。他们中，很多人从零点就已经开始排队。

有人说，美国有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平时根本不需要现场排队挂号看病。其实，这只是其一。在这些表象背后，我想谈谈国内的医和患。

北京协和医院年接待患者约226万左右，员工总数4000多人。美国梅奥诊所年接待患者约116万左右，是协和的的一半；员工总数61100人，是协和的15倍。协和医院是国内众多医院的缩影。

巨大的反差对国内医院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沦为廉价劳动力，缺尊严！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要饱受职业病痛，缺健康！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沦为风险高危群，缺保障！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沦为猝死高发区，缺休息！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陷无尽医疗纠纷，缺和谐！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遭受无休止打骂，缺安全！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得不到理解支持，缺认同！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却累死累活不落好，缺地位！

关于救命药：举个例子，人民网曾报道：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高于前者。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从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在中国这种药物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格列卫在中国的价格是全球最高的，而在印度才卖200元。为什么？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超出了我的能力。

但是，有信息显示，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这种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在价格这个利益传导的链条上到处都是吸血鬼，价格低了，他们没有利益。

关于药品审批：现在的医药秩序非常混乱，不仅是大家都为了经济利益，都为了利润而争夺市场，更严重的是过去几年我们政府的部门在药品的审批和药价的核定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全国也就七八千种药，但是批出来的药号大概18万、19万差不多，一个品种的药有几十个号，而且批出的价格不一样，同样的药品相差十几倍，这就导致了同药多名、同药多价，难免不产生腐败。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审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审批环节的不公开、不透明，只有少数人秘密审批，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操作的问题。

关于过度医疗：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医生、护士劳务价格过低，无法体现人力价值。问题在于重物轻人。凡是跟物有关的就很值钱：导管、钢板等高质量的耗材，核磁、CT等大型检查。但跟人相关的费用却很低：挂号费20多年了一直是5块钱，远低于在医院的停车费；注射费5毛，即使不算其他成本，碘酒、棉签也不止5毛；还有护理费，在北京当今的物价水平下，24小时一级护理的价格是9元。

这种导向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质耗材来补偿，而这样的补偿方式非常低效，后果就是过度医疗。

关于医疗纠纷：我国医院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执行效率低下。理想的情况是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或相关机构及时介入处理，当事医生可正常工作。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很多医院，医生都扮演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角色，这给当事医生带来了极大的苦恼和包袱，有的甚至因此而自杀身亡。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医疗纠纷面前，医院、患者、医生，没有赢家。

关于医疗改革：自从1985年提出“放权让利，扩大医院的自主权”，潘多拉的魔盒就被打开了，医院和医生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医疗的公益性荡然无存。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医疗体制的突出问题。

医改往深了说，缺乏基础理论，卫生经济学长期并未进入一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领域，而是卫生部下属医科大学的专属。人们不愿意拿和国企同样改制的逻辑来看待医改，因为很多人认为，医疗具有特殊性，然而医疗的特殊性难道比温饱问题还大？当年的国营食堂和供销社在竞争中退场，并未给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造成困扰。

关于医保报销：越是进口的疗效好药，越不报销。我们的医保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非常薄弱，还对居民的健康权益却设置了种种的限制，比方说我们都是参加医保的，大家在看病报销医药费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内的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药品和服务是在目录外的，是全部不报销的。

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医保部门只监管报销的费用，对群众自费的费用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就引导老百姓多服用自费的药品和服务，群众的负担怎么会减轻呢？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到报销的范围。

关于政府投入：近日，财政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累计全国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16亿元，增长17.1%。作为一名医生，对于财政部公布的医疗卫生支出，我只想问一句话：这些钱，有多少用在了医生护士的身上，有多少用在了老百姓身上？国家投的这些钱，怎么医生、护士和老百姓就没感觉呢？反而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

如果政府拨款只用于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购买大型设备，这种机制怎么能够让医护有尊严，怎么能够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呢？

关于医院创收：我们很多医院坚持的原则是办事不养人，我可以给你钱买设备、建房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你工资，你去服务创收发工资，这种机制是把我们的医务人员推到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既伤害了群众利益，也伤害了我们医务人员尊严和白衣战士的形象。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2003年非典使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于是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加强了基本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所以现在应对各种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的能力明显的增强，但我们在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当的薄弱现在，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肾病、肝病等严重疾病仍然在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我们现在卫生控制体系预防控制和疾病治疗是分离的，我们的疾病控制人员大多是应付传染病的传播，而对慢性病、常见病的传播是否没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们的医生大多数是坐诊看病，等病人上门，很少深入到社区、家庭去调查、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关于医院扩张：现在只要一说医院扩张，房地产企业的积极性就非常高，很多房地产企业主动承诺在新建居民住宅区时，同时在周边无偿建一所大型医院。医疗服务的保障是质量，而质量的保证是人才。可以投资盖很多医院、建很多病房，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角度整体考虑，利用社会资本短期内可以盖很多大型的医院或者医疗城，但是培养不出相应的合格的优质的医疗人才，怎么办？事实也确是如此。如今报考医学院校的医学生越来越少，生源越来越差，优秀的医学生已所剩无几，最终谁受损？

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根治看病难、看病贵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看病难、看病贵根子不在医生护士，罪责也不在医院。往深了说，医生护士不仅是替罪羊，更是受害者！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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