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5月14日（周一）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突然宣布其首席财务官Rob Jesudason辞职。

该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Jesudason于5月14日离职，而Alan Docherty也将即可上任，同时澳联邦银行将开始内部和外部招聘，以填补CFO空缺。

据了解，Jesudason于去年三月接替David Craig担任首席财务官一职，此次他辞去CFO职务，是为了前往香港发展。

而就在今年4月初，CBA方面刚刚更换了其首席执行官。当然了，不仅CBA一家，在澳洲银行的一系列丑闻曝出后，许多银行都对其高层进行了调动，试图修复其行业声誉。

据咨询公司Managing Values伦理学家Attracta Lagan的分析，澳洲本土银行可能会愿意承担合规成本，但是在涉及员工道德行为问题上却“羞于齿口”。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银行就解决此类问题并未做好准备。

Attracta Lagan指出，银行如果想要直面这些问题，衡量相关风险，则需要一位具备执行力和果敢力的首席执行官。

目前，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对银行业的“大清查活动”逐步升温。相关资料显示澳洲本土四大行，即澳新银行（ANZ）、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西太银行（Westpac）以及金融服务巨头AMP在对待客户的方式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存在企业文化上的缺陷。

一

行为风险文化的缺失

与此同时，相比企业内在的行为风险，澳洲首席官们更愿意谈论员工敬业度调查的话题。

Attracta Lagan说道：“因此，澳洲本土银行很少有测评文化，尤其是有关风险的测评。这是因为开展测评，就意味着会暴露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没有测评的问题也往往是企业管理中的‘空白区’。”

因此，澳洲银行首席执行官们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关于员工参与度调研。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首要问题往往是“我们和XXX比较怎么样？”

很明显，这样的企业文化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同样需要考虑行为风险。作为CEO，诸如以下此类问题不可或缺，即“您是否充分相信整个管理层对银行运营中的隐患了如执掌并且大胆直言？”同时，“您是否又有足够的信心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什么样的行为值得奖励，什么样的行为需要惩罚，作为CEO的您是否非常明确。此外，行为驱动因素有哪些，包括中层管理的业绩目标和压力是否合理。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有关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约6000名员工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CBA工作人员对风险管理采取的是“检查表（box-ticking）”的形式，缺乏对“后续流程以及解决结果的主人翁精神。”

二

技术更新未考虑客户需求

自动化专业机构Mindfields的Mohit Sharma表示，银行的技术更新响应不够及时，未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在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的调查中，金融服务企业在未能给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情况下也向客户收费。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技术过时。

事实上，澳大利亚颁布有“未来金融咨询”(FoFA)的法律，严禁理财顾问向客户收取不合理的费用。但是，自FOFA法律颁布以来，此类问题依旧存在。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副主席Peter Kell在出席皇家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银行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向客户收款的系统远比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系统要强大。”同时，银行在升级系统时也没有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

Sharma说道：“银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问题，因为系统更新可能会影响收入。同时对于上述问题，银行缺乏快速解决问题的激励制度。目前，澳大利亚的银行仍处于一个受保护的市场。换言之，银行并未充分适应充满竞争的世界。”

“银行并未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业务模式却越来越多的受到破坏性技术的影响。”

三

文化变革势在必行

咨询平台Internal Consulting Group的负责人David Moloney表示，大型金融机构需要改变文化才能应对挑战。对于大银行而言，关注客户结果测评远比单纯的绩效评分卡更为重要。

当然，和传统银行机构不同，一大批新时代金融企业，如金融服务中介机构Xero等开始采用客户结果来衡量绩效，而不是仅关注收入的增长。

Moloney补充道：“企业需要严格的后果管理政策来对文化进行变革，并予以落实。我认为，一条皮咨询机构可以帮助企业改变文化。但是我们的经验是，企业文化变革最有效的方式是任命这样一名领导。其具备树立正确基调、创造新流程和新规范的能力，进而形成一个企业的文化。然后企业在通过严格的后果管理来确保新文化得到强化。”

普华永道前董事总经理、咨询顾问Adam Salzer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比大型金融企业变革运营模式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他说：“大银行的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都必须进行变革，同时必须做到身先士卒。”

四

澳洲银行业，为全球金融系统性危机埋下伏笔

其实，澳大利亚银行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全球银行资产中也具备相当的分量。

此前，总部位于伦敦的绝对策略研究公司（ASR：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敦促国际投资者避开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的银行，他警告如果利率上升或中国经济放缓，那么整个金融体系将面临风险。这些银行在全球股票市场的权重是它们占全球经济份额的四倍 。

ASR认为，投资者“低估了仅占全球GDP 3％的国家的破坏力”，这些投资者里还包括几个澳大利亚最大的基金。

“加拿大，瑞典和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占当地市值超过20％，占全球银行资产的13％。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价上涨，家庭债务高企 。可能在未来一年，这些是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ASR方面表示，“对于其本国经济的规模，这三个经济体的银行业规模逐年增长，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和瑞典，这几个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他们得益于市场的低利率以及和中国市场的业务往来，但未来的成长道路依旧有风险。

这些经济体对全球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策略研究公司（ASR：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由瑞银（UBS）前首席欧洲投资策略师伊恩•哈内特（Ian Harnett）和美林前全球投资策略师大卫•鲍尔斯（David Bowers）于2006年创立。它为几个大型的澳大利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ASR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2003 - 04年的英国，2007年的欧元区的例子，当时这些国家的银行占有各自股票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各自市值急剧下降。但澳大利亚是当时“唯一的反向例子”。

“问题是要保持20％的总市值，银行需要继续产生收入。在一个低利率的世界里，这就需要扩大资产，然而，在经济饱和之后，经济运营所产生的资产是有限的，要么资产的数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

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占S＆P / ASX 200指数权重的25％以上。ASR表示，银行业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获得的重要教训是，系统性风险是有乘数效应的，而不是累计增长效应，一个相对较小但重要的机构的倒下会引发整个市场的崩溃”。

CANN指数

ASR公司表示，它在11月份创造了CANN指数（包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和瑞典），该指数跟踪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房价和通胀是如何受这一小部分经济体的影响。自2009年以来，这些经济体的房价年增长率约为5％至6％，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为1.6％。

虽然这些经济体的总体债务水平与其他国家一致， 但因为家庭债务比例较高，所以他们的债务情况看上去更严重。

ASR表示，高债务和高房价是一个合成的毒瘤，有理由也有必要关注未来一年CANNS指数的表现，去预测各个独立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ASR发现的另一个风险是依靠外资来做抵押贷款融资，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

ASR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裂缝正在出现，任何挑战债务可持续性的因素都将影响CANNS。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关键的风险，因为这会使得澳洲的出口需求减少，同时造成潜在的流动性减少。

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CANN ：

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对房价造成负面压力，从而破坏抵押品价值，并引发一系列通货紧缩。

参考资料：SMH、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