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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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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津京

1998年1月，数十万名韩国民众，挥舞着太极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奖忠坛公园。

在韩国历史上，从这里发起的每一次集会，都会让韩国政府紧张万分。但这一次却不同，因为人民是来支持政府的。

就在几个月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几近崩溃，韩国经济也滑向深渊。危难时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向国家捐献黄金和外币的运动，感动了全世界。

集会随着一位老人的到来，达到了高潮。在那里，他发表演讲，号召全体国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到了紧急关头。

这位老人就是新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

“感觉被赐了一杯毒酒。”

这是金大中1997年12月18日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真正了解到韩国经济实情后，心中唯一的感受。

从财政部长林昌烈的介绍中，金大中窥见的是一个几乎亏空的国库。

在他当选当天，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仅为38.7亿美元，即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驰援，也无法偿还1月到期的外债。

而就在六天前的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已跌至1891:1，每天都有十亿计的美元流失，国家信用被降到垃圾等级。

这一危如累卵的局面，最初源于日资从韩国不计成本的抽逃。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为了满足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条件，开始实施经常项目金融自由化。日本是韩国当时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这些资本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迅速将海外现金抽回本部。

而1997年7月从泰国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更是让闻到血腥的日资不顾一切。

从11月11日13点20分起，韩国外换银行就发现，不断有大额的外汇汇款，目的地都是日本各家商业银行。

下午3点以后，大量做空韩元的炒家喷涌而出，市场陷入一片恐慌。

此前十几年，韩国经济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引下，欣欣向荣。但与中日不同，韩国更多是借外债建工厂，这看似走了捷径，实则给自己埋下了地雷。

危机来袭，国际炒家做空韩元，导致本国汇率下跌，韩国就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偿还外债。一旦到期债务还不上，韩国政府就会破产。

在韩元遭遇大量做空后第六天，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林昌烈连夜赶赴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伸出援手，但遭到拒绝，因为“这一切可都是华尔街的生意”。

求助无门的韩国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最终不得不出台一项措施：外汇市场休市三天。

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做空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弹冠相庆，在他们看来，韩元崩盘在即。

12月4日，韩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与IMF达成一揽子协议，获得195亿美元附带条件的救命钱。

即便这样，也没能止住韩元的直线坠落，汇率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

72岁的金大中，在等待了27年，好不容易熬过军政府的暗杀、绑架和软禁后，当上了韩国总统，却不曾想当选第一天，就身陷风雨飘摇中。

但长期的政治斗争磨出了他坚定的意志。他立刻意识到，此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想挽回败局，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韩国上下一心。

于是，当选后第一时间，他就前往青瓦台，与即将卸任的金泳三总统会谈，组建了紧急经济内阁，以便让下届政府成员在他候任时就参与经济决策与管理。

同时，他还顶着巨大压力，宣布特赦军政府时期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并像罗斯福学习，在电视台发布了讲话。

在这场著名的电视讲话中，金大中身体颤巍但饱含热情地回答了老百姓关心的政商勾结、雇佣和劳动保障等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救市方案。

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大厦将倾之际，成为韩国民众最后的依靠，他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天，受到鼓舞的民众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队，出售自己手中的黄金饰品，希望帮助国家偿还外债。仅一天时间，售出的黄金就多达3314公斤，价值3300万美元。

而据英国BBC纪录片报道，截至1998年3月，一共有350万韩国人参加此次活动，捐出227吨黄金，国际金价因此创下近20年的新低。

1998年2月，韩国出口增加21%，实现32亿美元顺差。其中10.5亿美元，就是民众用黄金换回的宝贵外汇。

韩国民众的团结一心，不但在危难时刻为韩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韩国政府赢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奠定了基础。

鼓舞民众，恢复国家信誉的同时，金大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怎么处理铁定还不上的外债。

在军政府独裁时期，韩国外债约为300亿美金左右，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672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650亿美元，1997年底应付外债本息300亿美元。

为了偿还外债，恢复韩国的国家信誉，金大中通过各种手段四处筹钱。

他一方面稳定住美国和IMF的态度，争取更多的政府间贷款；另一方面与债权国谈判，希望将短债转长债，降低一年内需要支付的外汇金额。

1997年12月22日，美国财长利普顿访韩。对方提出了包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内的全面改革方案，金大中全盘接受，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金大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只要能救韩国，“自己的性命都不足惜，何况名誉乎。”

就这样，在圣诞节前夕，韩国从IMF那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政府间贷款，避免了政府破产的危机。

与此同时，金大中还不断向国际社会讲述韩国民众不屈不饶，出售黄金救国的壮举，以此为基础，成功发行了40亿美元的外汇平衡基金债券。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在1998年1月4日会见了乔治·索罗斯。而后者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事后，金大中表示，他就是想为韩国多拉一笔投资，哪怕去跟魔鬼交易。

“如果我之前还有一些国际名声，我愿意将它们卖掉换美元；如果我还有积攒下的国际信任，我想用它来担保贷款。”

这个“韩国人民真正想选出的总统”，为了筹集资金，拼尽了全力和自己的面子。

1998年4月2日的亚欧会议上，当选后第一次出访的金大中，化身为一名推销员，争分夺秒会见每一个国家元首，说得最多的就是：相信我，请借钱给我；相信韩国，请投资。

在他的争取下，欧洲各国一致决定，向韩国派出“投资促进团”。

紧接着两个月后，金大中将他的首次访美变成了韩国推销秀。见克林顿总统，他推销韩国；参观华尔街，他推销韩国；在美国国会演讲，他还是推销韩国……有美国媒体评价，金大中是他们见过最真诚的“推销员”，他爱自己的国家胜过一切。

最终，金大中带着167.97亿美金的投资意向回到了韩国。

在他的努力下，韩国外汇储备超过350亿美金，为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经过半年多的运作，金大中稳住了局面。接下来，他开始推行自己谋划已久的市场化改革，并首先拿阻力最大的金融领域开刀。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创造了以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为特征的汉江奇迹，政府直接干预信贷，并以国家信用为企业背书。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从1970年的47.5%上升至1997年的59.1%。

同期，银行的企业贷款不良率也飙升至22%。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6、1997年只有0.2%、-2.1%，韩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在金大中及其顾问团队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银行，必须想办法恢复银行的竞争力，变大财团的“输血机”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是官办金融，银行管理人员都是技术官僚。大企业垄断金融业和大部分的贷款，小企业急需资金却找不到钱。这是官办金融时代的怪圈。

金大中上台后，下令禁止政府任何人参与银行经营，斩断官员伸向银行的“无形之手”。

紧接着，他开始关闭亏损银行，公开对银行进行重组。

1998年5月，韩国政府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12家大型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核。最终，五家银行被勒令破产，余下七家通过更换管理层、大规模出售股权等方式进行重组。

与此同时，政府还出资建立主权基金，买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为重组金融机构“松绑”。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率达到国际水平，不良贷款率从22%降至3.4%，韩国的国家评级和信用逐渐得以恢复。

金融改革之后，金大中面对的是更为棘手且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二战后，韩国经济受益于朴正熙扶持大财阀的政策，迅速腾飞。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两极分化、政商勾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财阀“绑架”的现象。

到了军政府后期，这些大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

他们贿赂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以便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提案。甚至当他们在国内借不到钱时，就迫使政府通过决议，允许短期外国资本进入韩国。

而这恰恰成为韩国陷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了治理这个顽疾，金大中还在候任期间，就与五大财团（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会面。在他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就必须重组大财阀，打破企业“大而不倒”的局面。

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公司改革五项任务》。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三星随后跟进效仿。

大财阀的改组，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是自身的改革需求。

数据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到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28家企业集团负债总额1775亿美元，平均负债率高达450%。仅现代集团一家债务就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起亚、韩宝钢铁、三美、真露……一大批韩国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倒下。

金大中对韩国大财阀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1月到8月，主要是政府引导财阀进行自我改革，但收效甚微。

之后，韩国政府调整政策，成立经济对策调整委员会，以贷款为手段介入大财阀的重组。

改革的思路是“大规模业务互换”，即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业务，以解决金融危机前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等问题。

在金大中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对大财阀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一举扭转了韩国经济的颓势，使得整个国家再次步入了成长轨道。

但财阀经济在韩国根深蒂固，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骨髓，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金大中的改革雄心。

很多政策初衷是好的，然而在推行过程中，遭到大财阀的阳奉阴违。一些财阀只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整合，导致很多合并沦为两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

按照政府计划，三星应该将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但两者最终合并成立了新公司；而人们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和阻挠，最终导致政府对财阀改革的不彻底，并给韩国经济留下了隐患。

二战后，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形成了数十个大财阀。

这些大财阀尽管规模庞大，但大多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竞争力并不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产品在国际上沦为廉价的地摊货。

这种缺乏竞争力的中低端定位，让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吃了大亏。

为此，金大中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决定向高端挺进，将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韩国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

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抛弃了以往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在他的主导下，韩国政府出台政策，将资源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提升高科技行业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同时，金大中政府还加大科技投入。从1999年开始，韩国政府在短短四年里，投入10万亿韩元巨资用于高速通信网建设。

1998年11月，金大中在访华期间，不遗余力推荐中国采用韩国押注的CDMA通信制式。最终，CDMA在中国的落地，给韩国近300家企业带来了十年的高速增长。

文化产业是金大中政府重点扶持的另一个行业。在他担任总统后，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旨在将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

韩国政府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幅提升了40%，加大对文化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

金大中还进一步放宽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

此举彻底激活了韩国电影人的创作灵感。从2000年开始，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一大批韩国影视作品涌向中国，涌向亚洲乃至全世界。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中，韩国文化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金大中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在韩国人民举国捐黄金的运动中，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到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了IMF监管时代。当年，韩国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成为继日本、中国等之后的第五大外汇储备国。

与此同时，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恢复至2002年的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金大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带来了积极而丰硕的成果。

到2001年底，韩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17.16%，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第一位，超过美国。手机、汽车、半导体、影视创意、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为韩国经济的腾飞不断注入动力。

“韩国已经彻底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了。”这是金大中在2002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当时听到这句话的韩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甚至喜极而泣。

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伴随着高峰和低谷。在美国崛起的一百多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顿。

但美国人民在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一系列新政，最终走出了危机，并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

而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站起来，并在汽车、船舶、半导体等领域崛起为世界级玩家，同样离不开韩国政府和人民面对危机时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巨额外债，大财阀垄断，政商勾结……金大中当初面对的难题，哪一个都堪称顽疾，但韩国政府不畏艰难和阻力，拿大财阀、金融机构祭旗，强力推行改革。

最终，韩国人通过革自己的命，把上天赐给自己的一杯毒酒，变成了一杯陈年佳酿。

参考资料：

《韩国在增速换挡期面临的挑战、应对与启示》  任泽平著

《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1998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李立绪著

《金大中自传》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大中口述，李仁泽执笔，王静、高恩姬译

《两次经济危机中的韩国经济及其对策》2011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 宋平、朱美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