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的限购令最早始于2010年4月30日，当时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率先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随后“限购”在全国多个城市铺开。

眼看限购令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出台，南太平洋这边的澳洲政府，似乎从中国政府强调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精神受到了启发，也在考虑推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政——对房产投资实行限购。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以来都在研究如何才能限制投资房税费减免，因为解决住房可负担性依旧是联邦政府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道，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联邦政府正在考虑从两种方式中取其一：对投资者的房产投资数量进行限制，或者对投资者所使用的负扣税应税金额划定一个上限。

虽然联邦政府已经确定排除了工党提出的取消负扣税的计划，另外也将改革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方式低调处理，但近期有消息称：联邦政府接下来可能会通过调查，了解投资者目前拥有的物业数量，并对投资者可以购买的物业数量进行限制。

另外，也有可能进一步引入一个针对负扣税政策的限制金额条件。

目前，政府正在对各种方案实行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以期能有效调控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之间日益加大的价格差异，并试图避免出现房价失控上涨出现在新的区域。

据悉，目前澳大利亚有很多投资者利用负扣税减税的同时，拥有大量物业房产。澳洲财政部长助理Michael Sukkar本周一表示：澳大利亚有有房民众中，72%只拥有一个房产，90%拥有不超过两个房产。

换句话说，要想解决房产可负担性问题，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对其进行精细的“外科手术”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改革。

澳洲财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此前在墨尔本的澳洲住房与城市研究所（AHURI）发表演讲时表示 ，政府承诺帮助在租房市场中挣扎中的年轻人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同时，他也重申了联盟党强烈反对修改负扣税优惠政策的态度。

莫里森称，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需要在可负担住房领域中吸引更多私人投资，以增加房屋供应量。而对房屋供应量的限制需要被解除。

莫里森引用2016澳洲政府理事会（2016 COAG）的报告称，联邦政府每年投入68亿澳元来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各州政府也投资了50亿澳元，但仍有更多的澳洲人面临着租金压力，无家可归的澳洲人也越来越多， 政府需要对此进行调整。

他说：“我们（政府）不需要投入更多资金，也不能减少投资，而是要进行更有效的投资。 

莫里森认为，对澳洲经济、社会和国家财政来说，拥有自己的居所是一个主要的积极因素。如果澳洲人能够负担得起购房消费，拥有稳定的居所，将有助于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实现安居乐业的目标，减少对社会福利金的依赖。”

数据显示， 过去二十年来，澳洲的住房拥有率已从71%下降至67%，其中昆士兰和维州的下降幅度最大。25岁至34岁的澳洲年轻人所受冲击最大。在2002年至2014年期间，这个群体的住房拥有率下降了近10%，其中只有约30%的人拥有房产。

“（如果不是因为房价可负担性问题）本来应该有16万多年轻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房产，” 莫里森说。

澳洲年轻人面临的不仅有房租的压力，还有频繁搬家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有超过85%的私人租户曾经在五年内搬过家，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被迫搬家，这一比例是其他租户的三倍。

莫里森在讲演中重申，联盟党政府不会赞同修改负扣税，否则市场会因此受损，租金也会上涨，而住房可负担性却不会获得改善。

政府在解决住房可负担问题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各有不同的市场状况。因而联邦政府无法使用一刀切的预算策略，也不可能在一个预算中就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而是需要和各级政府进行合作。

在过去一年中，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分别上涨了19%和16%，十年来的年平均涨幅约为8%。但在布里斯本和阿德雷德，房价在过去十年的年均涨幅只有3%。珀斯的房价涨幅更少，只有0.3%。

或许可以推测，如果澳洲的限购令出台，首当其冲受到“打压”的就是小户型期房市场。也就是说，公寓开发商和小户型期房购买者的风险可能还会更高。

本文来自 澳洲财经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