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改革开放的40年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强大的加工贸易曾为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今天我们的制造业至少面临着订单难、商品流通难、成本优势不再、融资难的四大困境，甚至于很多老板在口口相传着“生死不入制造业”的论调。

 

再从国际环境上来看，美国的围堵，东南亚、墨西哥的步步紧逼，中国制造业也在面临着“前有狼，后有虎”的艰难境地。

 

于是，我们不禁开始思考，中国的制造业在这样一个转型升级踌躇不前，所剩时间极其有限的时刻里，到底该做些什么？

 

本文摘编自郎咸平等著《财经郎眼11：中国制造业下一步：从制造到营造》，正和岛作为东方出版社合作方，经授权发布。

作 者：郎咸平 王牧笛 王今 等

编 辑：夏昆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制造业的传统优势正在消失

1.中国制造业遭遇困难

在过去40年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强大的加工贸易为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今天处境如此尴尬呢？

因为中国制造业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链条中，始终处在低端制造的位置，只能做些附加值低、利润微薄的加工贸易。这种情况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今天，变得更困难了。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再加上营商环境的不理想，导致一些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工厂选择外迁或迁回本国建厂。

我要告诉各位，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必讶异。从全球产业结构格局看，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现在在土地、劳动力这些成本上都比我们有优势，形成不可避免的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

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危机里发现自己国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现任总统特朗普相继推出了很多扶持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惠普、苹果等美国公司经过一番精打细算，纷纷把工厂迁回本国。

最后，比较尴尬的是，中国制造业本应从目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调整为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转型，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升级转型成功的迹象。

2.中国制造的成本红利正在消失

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各位去网络搜索，答案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这里包括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还会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招商引资给外企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你们查到的这些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上荡然无存了，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红利正在快速消失。

什么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很多人会说是人工成本，但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的人工成本已经快要和美国持平了，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开了一家工厂，他们在当地雇佣了1300人，在2013年的时候计划生产290万台电脑，各位猜一下，这些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是多少？每年1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月只有1250美元而已。

那么富士康在当地聘请的技术管理人员的年薪是多少钱呢？也只有3万美元而已。可能有人会说，1250美元相当于7000多元人民币，绝对是高薪了，可是不要忘了，这些工人生活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他们要承担的是以美元计算的生活成本。所以我们比较富士康全球各地员工的年薪，还要参考当地的生活成本。

富士康目前在大陆的用工年薪是多少？以郑州富士康工厂为例，那里的工人最高月薪是3600元人民币。据我调研，这个工资在郑州已经算是较高水平，是当地最低工资1240元的三倍。

另外，企业在中国除了要给员工发工资，还要负担他们的“五险一金”等费用，这些加在一起，我认为富士康工厂在郑州雇佣一个工人，每个月起码要花5000元。据悉，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正在把它们在大陆的工厂往西部迁，因为那里的工人工资更低一些，能降低用工成本，这说明我们在用工成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3.中国营商环境亟需改善

接下来再提出一个涉及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都包括什么？它指本土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时遇到的企业开设、经营、履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以及要遵循这些法律法规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世界银行在过去十几年里，每年从10个方面对全球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主要是看各个经济体对企业的监管环境。它曾经发布了《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各位猜中国在189个经济体里排第几？答案是第96位。

我们的排名怎么这么靠后？我认为原因主要出在政府管得太多上了，没有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你如果打算在中国建立一家工厂，撇开用工成本的问题，你首先要考虑申请执照需要多少行政审批流程，也就是要有多少个政府部门的批准你才能合法建厂。

2013年，我们的一位企业家在广州市“两会”上抛出过一张项目审批所需要经历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的政府知道后快速做出了反应，在很多领域开展了行政审批简化的改革。

我非常支持政府的这项改革，它优化了我们的营商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光把这一些行政机构的某项审批权限收回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改革让我们的政府部门真正起到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作用，而不是为企业制造问题。

4. 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太高

再看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我们的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还是央行说了算，目前还维持着全球较高的利率水平。而且我们的商业银行基本都是有官方背景的，它们在选择借贷对象时，往往很难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把钱贷给有偿付能力的企业，而是很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把钱贷给国企、地方性大企业等有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

因此，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就是大家说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融资成本都高达20%~50%。各位晓得美国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吗？只有10%。另外，中国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是6.5%，美国是2%左右。所以从融资成本上来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美国都比我们低很多。

中国曾经用来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快要比肩美国。此外，一直被诟病的中国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那些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外企，甚至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建立的，它们在经过一番对比、考量之后，怎会不心生离开的念想？

实际上很多美国的公司，比如苹果、通用电气、陶氏化学、卡特彼勒、大众汽车、福特汽车等企业也都在考虑成本等原因后，将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这么多美国顶级的跨国公司选择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本土建厂，它们除了考虑成本问题，我认为还受到了美国政策影响。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全球制造业老大，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他们的政策导向都旨在透过技术创新，推动高科技发展，引导高端制造业重回本土，鼓励企业在本土建立工厂拉动就业。

告诉各位，美国政府的野心还不仅仅是把美国企业的高端制造工厂迁回本土，他还打上了低附加值就业岗位的主意。美国如今是准备让自己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强调大力振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品生产。

强有力的“后浪”：东南亚+墨西哥

如果说美国是利用自身的变革吸引企业回流重塑制造业，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就是不可避免地迎接生产成本比我们低很多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

稍微熟悉产业经济的人都应该晓得，20世纪50年代，美国因为低附加值工作岗位的维持成本高于亚太地区，把自身淘汰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日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因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也就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生产成本比自己低，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也开始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两边一拍即合，大陆凭借当时低廉的生产成本和政府开出的优惠政策，吸引来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了“世界工厂”。

这之后又过了20多年，我们的生产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断上涨，而越南、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露。就像30年前我们很自然地承接了来自“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一样，我认为我们也要面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现实。

在这里，我还必须特别强调一个可怕的对手——墨西哥。为什么说它可怕？墨西哥不仅吸引到了西门子、克莱斯勒等跨国公司到它那里建厂，还在悄然无声的情况下，“突袭”了我们对美洲的出口额度，甚至极有可能抢占我们在全球的订单。

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2009年的时候，中国商品占美国制成品进口额的29.3%，但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6.4%。

再看墨西哥，2005年的时候，墨西哥商品占美国制成品进口额的11%，但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4.2%，可以说，我们失去的美国订单几乎都被墨西哥抢去了。另外，墨西哥现在生产的电视和冰箱已经超过了中国和韩国，成为了世界第一。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墨西哥制造业出口曾落后中国10年之久，但在2008年、2009年之后，已占据上风。而且“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很可能是结构性的和可持续的”。那么，墨西哥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

各位晓得吗？过去的墨西哥用工成本比我们高很多，比如10年前它是我们的3倍，但现在只有我们的一半。

因为具备以上总结的四大优势，墨西哥的出口额已经超过了所有拉美国家的总和，而且根据汇丰银行的估计，2013年墨西哥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应该已经接近70%。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近50%。各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吗？墨西哥的开放程度也远远在我们之上。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来自欧美国家企业的回迁，另一方面来自于生产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等国家的危险，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拥有独特竞争优势且来势汹汹的竞争对手——墨西哥。

我认为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建议将产业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来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

把制造业向西部转移的建议我同意，但我希望是处于拉动西部就业的考量，而不是以得过且过的心态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西部地区的用工成本随着产业的发展，迟早还会升高。所以，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是必然会发生的。

前几次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承接低端产业的同时，发展高端制造业，等到出现生产成本比自己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后，自然地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出去，自己留下高端制造。

好了，现实的问题来了。我们承接低端制造30多年了，现在在高科技方面、创新方面有突破吗？我们能像美国、日本、新加坡那样顺利地完成转型吗？不可能！

比如飞机发动机、医疗器械、机器人、新材料等技术，我们自己的研发和商用转换还很不成熟，美国对知识产权又保护得密不透风，产业向高端升级还只是口号。那么，我们在原处再多停留几年可能吗？不行，因为你身后还有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步步紧逼，他们迟早会从我们手中接过低端制造。

归结起来，中国制造业当下的处境很尴尬，完全是“前有狼，后有虎”，而且我们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跨入美国、日本等的行列，否则一旦在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先被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夺走了低端制造，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厂”，没有“工厂”的境地。大家不要忘了，中国经济的一半体量都在靠贸易支撑，一旦国际贸易出现问题，我们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转型：

十年，难言成功

我在前面提到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的政府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一些企业在实行产业升级转型的时候，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

1.谁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所谓的产业政策时都会出现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决策一向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

我必须清楚地告诉各位，我个人从不反对产业升级转型，因为我们确实需要高科技和资本密集产业，但是我反对根据表面现象做出的决策。什么意思？首先，我想请问各位读者，是谁告诉你传统劳动密集产业的毛利率就一定是低的？这简直是谬误！

我以美国玩具公司美泰为例，给各位分析一下，它的毛利率在几年前都超过了40%。和技术密集型的芯片企业毛利率相当。为什么呢？因为美泰自己不做制造环节，只负责玩具产业链上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及终端零售等六大环节。

这六大环节再加上玩具制造，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一个企业的“6+1”产业链。在这个案例中，美泰控制了“6+1”中附加值最高的6个环节，把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放到中国的工厂来做，这样美泰就把玩具的大部分利润吸干，然后留下蝇头小利给中国工厂。

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些企业只看到玩具的加工环节利润少，就把整个玩具产业定性为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搞地方性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时，把整个玩具产业放弃掉。

这个思路是错的，应该怎么做？不仅是玩具制造，其他加工贸易工厂都应该在加工的基础上，发展产品设计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也就是发展“6+1产业链”里边的6个环节。

但是遗憾的是，据我的观察，我们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够非常清晰地透过现象，看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本质；另外，我们的一些企业即使有搞研发的想法，但是也很少有魄力和能力拿出足够多的人力、物力来发展全产业链。

2.彻底抛弃原来的加工生产线，花大钱从国外买来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叫做产业升级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大家都觉得世界贸易的大门终于朝我们开放了，从此我们可以在开放的贸易中斩获经济收益和提升技术水平。各位，这种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很多制造企业的科技技术和管理技术在世界上都是落后的，这里面包括很多大型国企。那么我们的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是怎么做的呢？它们企图通过被国际知名同行收购，让人家派专业人员来改善我们国企的技术和管理缺陷。各位晓得这个做法叫什么吗？叫与虎谋皮！

我给各位举一个很悲惨的例子，1994年的时候，世界著名的卡特彼勒公司（建筑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柴油和天然气发动机以及工业燃气轮机的全球领先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市场近20年了，但是还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它，卡特彼勒想以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方式打开市场，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型工程机械国企徐工正好在找外国企业合作，打算“以市场换技术”。

两方一拍即合之后，就创建了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徐工和卡特彼勒的股份比例是40∶60。这个工厂做什么呢？生产液压挖掘机。

工厂一开始只是接受卡特彼勒从美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然后把它们组装起来再卖给中国企业，其实和服装业做的加工贸易的性质是一样的。那徐工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它和卡特彼勒合作共享中国市场是为了学对方的技术，还可以通过生产零部件获得更多盈利。

各位觉得卡特彼勒会不知道徐工的想法吗？它当然知道，而且它比徐工更加精明。卡特彼勒和徐工说，等我在中国市场站得更稳、取得更强的地位之后，咱们再谈技术的事儿。告诉各位，这根本就是卡特彼勒的缓兵之计。

工厂建立的前3年，卡特彼勒因为不断出口零部件到中国赚了很多钱，但和徐工合资的公司却连着亏损了3年。各位注意，这时候卡特彼勒出招了。

1997年，它在合资工厂亏损的情况下，要求追加第二期投资，那个时候恰好徐工又没钱可投，只能被迫卖掉了24.4%的股份，使得卡特彼勒以近85%的股份控制了整间合资公司，在此后10多年里占领了中国高端挖掘机市场。

总结起来，徐工和卡特彼勒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最终结果是市场丢了，核心技术更是一点没拿到。

告诉各位，像徐工这样，产业升级转型没实现，反倒丢了市场或企业的案例我还能举出好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基本都是外资企业。

举例来说，电梯行业，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五家厂商全部是外资控股；家电行业，18家国家级定点企业中有11家与外资合作；医药行业，20%掌握在外资手中。更可怕的是，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被外资控制多数资产，即外资是最大的股东。

这样的数据我还能找出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不知道各位看完以上数据是什么感觉，我是痛心疾首。我们在产业升级转型时期，不仅没能深刻理解升级转型的要领，还因为急于求成、与虎谋皮丢掉了国内市场。

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前有狼，后有虎”，升级转型踌躇不前、所剩时间有限的此时此刻，应该做什么？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营造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如今已经进入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其实说到底，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并持续下行的一个委婉说法。

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政府终于彻底“放弃保八”，直面中国经济中结构性问题，不能再用“拖字诀”，也不能再用调控来代替改革、以投资来代替改革。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相反，这是一场“硬仗”，尤其需要政府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痛定思痛进行改革。

其实说到底，还是归于政府与市场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老生常谈的说法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政府只是“搭台”，而是让企业上去“唱戏”。

这个说法固然没错，但问题是，这个“台”究竟该怎么搭才合适？怎样才算一个高水平的“裁判员”？很多人几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简单地认为政府什么都不干就最好，对此我只能说无知者无畏。

其实说到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政府必须通过一切必要手段，实现从“野蛮增长式市场经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转型，保证实现一个规范市场的稳定运行。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规范市场”具体表现为充分竞争、公平有序，但是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显然，这些苛刻条件都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发就能形成的，而必须是“看得见的手”有意识调控的结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市场经济就像温室里的花朵，要给予恰到好处的养料、水分、温度，并且及时剪除杂草，而“园丁”就是政府。

具体来说，政府要做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营造有效市场

第一，简政放权，砍掉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出台负面清单，明确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与企业“法无禁止即可行”；

第二，严格反垄断法，改革垄断行业，让民企与国企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第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如开放原油进口权、开放电网上下游；

第四，税收制度改革，减轻中小型企业赋税负担。

其中，对于垄断国企改革分四步走：

2.营造法治环境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机制；

第二，完善产品质量监督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建立全产业链的严格监管机制，借鉴《吹哨法案》的内部人检举制度；

第三，环境保护，花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关停并转污染严重的企业；

第四，劳工保护，完善社保系统，重点治理拖欠民工工资行为。

3.营造金融环境

第一，证监会改革，杜绝证监会和交易所再向财政伸手要钱，允许上交所和深交所直接竞争，对于重组和增发、上市退市应交由资本市场自行决定。

同时加强证监会的监督职能，对引爆2015年大股灾的三枚炸弹——大户套现散户接盘、高杠杆配资、做空机制进行严格查处，严打内幕交易；

第二，开放民间金融，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

第三，规范互联网金融，目前3000多家P2P公司依然处于三不管地带，是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最大隐患。

4.营造产业环境

第一，对于传统产业，要破除错误观念，不是所有传统产业都“转型升级”，但通过“代工革命”，传统产业也能产生高额利润；

第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整体战略布局，慎重选择产业政策，不能搞“大跃进”和“放卫星”，吸取光伏产业严重过剩的经验教训；

第三，注重产业链集群，成功的经验如高铁，包括基建车辆、信息化和电气设备三个大类，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数百家企业配套，中国过去从没有哪一个行业需要如此复杂的产业链集群。

最后，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手段当作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中国的制造业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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