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找不着北”的感觉

我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了——以前我连到这儿看看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不过，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什么奇怪的“声音”告诉你去做什么？“这家伙发神经了吧，”我猜你肯定要这么说。还是让我来说说前因后果吧。

故事开始：澳大利亚，墨尔本南郊，我的家。外面挺冷的，还下着雨。为了找点儿事儿打发时间，我打开了短波收音机，胡乱调着频道。伴随着一阵噪音，传来了英语播音。不过，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打哪儿来的。

我仔细地听着，这些声音的来源逐渐清晰起来。“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北京向澳大利亚广播。”原来，我发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这些声音不仅改变了我的某些计划，还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做了一辈子的播音记者，就是靠声音吃饭的。当时我正开开心心地在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当老师，给新闻系广播和电视专业的学生进行声音培训。

广播结束后，我上网浏览了国际广播电台的主页，并头脑发热地给他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他们想不想让我来培训他们的播音员。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就回信了！答复是肯定的，而且他们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我不会说汉语，”我在电话上跟我的新老板徐华珍（音）这么说。“不用担心，”她说，“我们都会说英语。”于是，“非典”还没结束，我就坐上飞机往北京赶了——我要在那儿呆六个月呢。全家人都来送我，一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让我走，二是为了确认我不会在最后一刻变卦。

从此，我就开始给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播音员做发音培训了，有时还得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发音方式。去年3 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聘用了我。我不仅要培训这里的英语播音员，还成了该频道第一位外籍新闻主播。这种生活挺棒的，但是有一个学生我老是教不好——那就是我自己。我努力要学会地道的中国话，结果却总是失败。学几次，就失败几次。在中国，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残疾人——面对汉语，我就像个又聋又哑的盲人。

刚来的时候，我一句汉语都说不了。我从我住的友谊宾馆附近搭了一辆公共汽车，用英语跟人家说我要去天安门广场。这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在英语里的发音和汉语不是都一样嘛。我觉得自己可能没说清楚，于是又掏出了地图，可上面全都是英语。售票员根本就不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最后，终于给我找了一个明白的乘客。人家向马路对面指了指，我就穿过马路，又上了一辆车。可是这次，一个能听明白我话的都没有了。

这是在中国呆的第二天，真是让人郁闷啊。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打退堂鼓。我终于坐对了车，一个老人听到我买票时说的地名，让我在正确的站下了车。他不怎么会说英语，但是却一直陪着我，给我指了去那个著名广场的方向——广场上的旗帜远远地映入了眼帘。我一边兴高采烈地向他挥手道别，一边朝地下通道走去。

不管怎么说，也许我还是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自己摸索的。我终于来到了中国最有名的这片“空地”上。我向回走，朝着那些都市的高楼大厦前进，街上人来车往的喧闹和商店里喇叭的叫喊都那么新鲜。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我在墨尔本的大儿子安德鲁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听听这个，” 然后拿着听筒把电话线拉到不能再远了为止。“真不得了。”他说，“你究竟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呢？”“没概念，”我回答道，“不过我刚刚去了天安门广场。”

我信心大增，所以决定坐地铁回去，可我不知道这里的地铁根本到不了（友谊宾馆）那么远的地方。地铁站里很干净，这让我觉得很不错。我买了一张票，坐上了开过来的第一趟车。过了几分钟，我向坐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打听（当然了，我是用英语问的），离友谊宾馆最近的地铁站是哪个。他穿着一身很体面的西装，还打着领带，他肯定会说英语，你说是吧？他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可是他看起来很关心我的境况。我给他看了我在宾馆的房卡，上面用汉字写着关于友谊宾馆的详细信息。他看了看房卡，然后他的眼睛就瞄向了车厢里的线路图。接着，他举起右手，竖起了三个手指头。

在澳大利亚，对别人竖起手指头可不是什么有礼貌的事儿，可这个人在冲我微笑呢。到了下一站的时候，他冲我竖起两个手指。这在澳大利亚可是很过分的动作了，不过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又到一站以后，他没有简单地指指车门（让我下去），而是站起身来，亲自把我带下车，一直陪我走完楼梯，来到街上。然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交代了把我送到哪儿去。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不会讲我的“话”的人身上，而我也不会讲他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当他拒绝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更说不出话了。我觉得有点儿尴尬，因为我本以为他会要小费呢。我微笑着跟他使劲儿握了握手。然后，我的“救命恩人”就消失在地铁站口了。我能做的就是希望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不过至少他有了一个好玩的故事，可以讲给他的同事和家里人听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我必须尽快学会普通话，否则我的冒险肯定只会给我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