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悉尼，我们的巴别塔（上）－ 专访Urban Taskforce CEO Chris Johnson

文：悉尼小羊 / 图：Nic

创世记第11章1-9节记载，人类那时候有着共同的语言，利用幼发拉底河谷的资源，在那里建城筑高塔，以聚集并展示全体人类的力量。上帝降临视察，认为人类过于自信和团结，一旦完成计划将会为所欲为，于是决定打乱人们的口音和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而高塔也就遇上“落日条款”，停工不建了，该塔则被称为巴别（Babel）塔。

上帝之手在攥住人类的通天之梦数千年后，似乎有了松懈。看现实社会里，从帝国大厦（1931年落成）到沙特王国塔（预计2019年落成），人类的摩天野心在近一个世纪中不断膨胀；再看科幻世界里，星球大战描述的科洛桑（Coruscant）星球，整个表面都被摩天大楼和高密度城市所覆盖。人类的执行力和想象力，让自身为之振奋，亦为之恐惧。

科洛桑星球上的高密度摩天大楼

谁令悉尼不长高？

现代摩天大楼的故事，到了悉尼这儿，居然没能延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悉尼的天际线高度，是停滞不变的。为什么呢？难道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和政治环境，造就了“一隅偏安”的城市规划风格？ 我和来到这儿的大多数华人一样，很想了解一下，悉尼在城市建设方面，与其他国际大都市渐行渐远的原因。

今年5月，悉尼市市长（确切点说，是悉尼内城区的区长）Clover Moore在一则新闻里，被严辞批评。原因是将会出现悉尼海港最高楼的Barangaroo地区，建设规划方案被市政府（The City of Sydney Council）要求重审，进而有可能导致数年的延误。由于该项目是州政府和悉尼市政府联合推动的，耗资超过20亿澳币，此举招来多方的猛烈抨击。其中有位先生叫Chris Johnson，发言最不客气：“市政府的行为使得23,000人无法就业……我们不得不把精心设计的方案拉回最初阶段……这完全是伪君子的行为”。而他，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角。

Chris Johnson的父亲是前悉尼大学校长兼建筑学院院长。其本人于1995-2005这十年间，担任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首席建筑师。由他主导的著名项目包括：2000年悉尼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与公共用地收购；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的升级改造以及中央火车站后侧Railway Square的建设。退休后，他成为了政府游说组织Urban Taskforce的首席执行官。

Chris Johnson先生接受澳房汇专访。

“都市发展先锋队”

Y(悉尼小羊)：Johnson先生您好，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能不能请你用一段比较简单的话告诉大家，Urban Taskforce是什么组织，任务是什么。

J (Chris Johnson) ：好的。Urban Taskforce，很抱歉现在我可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文名称给大家。简而言之，是在澳洲大城市步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一个组织。它为促进地产发展商对城市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进行良性规划提供了一个论坛。地产商、政府和社区民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与探讨。从使命的角度说，我们的组织代表的是地产发展商，推动高质量的城市规划设计，刺激城市经济带的活跃，提高城市社区生活质量。

Y：我留意到一点，你提到Urban Taskforce代表的是地产发展商。这会不会给很多民众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你们代表的是地产发展商的利益，而非民众的利益？

J：当然不是。地产发展商和社区及民众，其实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就投资的过程而言，发展商其实是先于民众，承担起了投资的风险。只有当这个项目是健康的、可行的，这个项目所产生的回报才能造福于小投资者或民众，才能满足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地产商与政府之间，其实一直需要一个前瞻性的组织，去评估和敦促各种大型项目的可持续性，以及能否在长远的角度为城市规划服务。因此，Urban Taskforce是一支先锋队伍，走在了城市规划和环境立法的最前沿。我们的团队吸收了全球各大城市的发展规划经验，包括纽约、伦敦和上海这些地方，再结合澳洲与悉尼的现状，为政府和发展商出谋划策。

让“长高”获得认可

Y：“纽约、伦敦和上海”？在我看来，悉尼在城市规模上所呈现给世界的形象，还远远不能和这三个城市比呢。您觉得我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障碍？

J：是的。各个大城市从她们过去的发展到明天的规划，都有各自的长篇故事。以伦敦为例，经过长期的发展，无论是从地下铁路网，还是周边的轨道交通，伦敦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系统。而我们悉尼的情况则相当不同。

当前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停滞于上世纪的水平，然而城市化的进程却朝着伦敦的方向发展。人口的增长导致了越来越多通勤族需要在靠近市中心或商务区的地方就业，人们想在短时间内接近和利用一切便利的设施：办公室、火车站、汽车站、超市、咖啡店等等……只是，现状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来自于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意见冲突。显然，这个情况在得到改善。以往也许我们只有10%的人支持都市化建设，90%的人反对，而今天，双方的支持者已经大致相当了。相当部份人能改变观念，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本身，已经让他们意识到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传统的独立屋向高密度公寓迁移的过程中，人们享受到了以往没有的资源和好处，比如以往要开车才能去购物，如今只需要坐电梯下楼就可以了。

Y：那么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在高密度区和传统低密度区之间，人口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分布？

J：50:50。这是我们的期望。我们并不会要求政府把悉尼规划成一个处处都是高层建筑的城市。喜欢独立屋，喜欢城郊生活方式的人们，依然可以选择居住在低密度区。需要意识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都是类似的，比如购物、上班、看病、上学等等。高密度区的存在，会把这些设施汇聚在一起。而作为地标性区域（比如高层建筑），人们只要看到它，就会知道便利设施都集中在那里，而到达该区域的最好方式就是公共交通。这样一来，高密度区域和公共交通设施都会齐头并进。需要明确一点就是，正是因为有了高密度商务/住宅区的存在，我们才得以保存低密度区大量的自然环境，比如绿地、公园等设施。

停了三十多年的摩天之梦

Y：说到高密度建筑，人们未必会直接想到交通、居住环境等现实问题，而脑海里的第一印象会是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标志性的摩天大楼。你觉得摩天楼的建设对一个大城市来说重要吗？为什么？

J：我们来看一幅图吧。这是我们组织出版的Urban Idea杂志，这一期给出了这样一幅图，它告诉我们历年建成的悉尼高楼的情况，从1882年到1981年，高度一直在增加。到了悉尼塔，就停滞了！从1981年到现在，30多年了，我们城市天际线的高度一直停留在悉尼塔的高度，即便是即将落成的Barangaroo项目，高度上依然没有突破这个瓶颈。

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共资源需求在不断上升，办公用地逐渐紧缺……这些都是我们要加快建设高层楼宇的理由。然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超高层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城市经济繁荣的象征。它是银行、金融公司和全球500强公司入驻的首选，是确立一个城市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符号。我们看看纽约、香港和上海，标志性或最高的摩天楼，一般都被称为“环球金融中心”，这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信心。

悉尼历年标志性摩天楼的高度增长

阻力来自于思维模式的惯性

Y：悉尼摩天大楼的高度落后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J：法规上的阻力是最大的。例如去年Parramatta市政府向航空管理局妥协，把规划中的Aspire大楼的高度从306米降低到243米。如果说航空管制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全世界其他城市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它们能解决，我们为何会出现妥协的结果？墨尔本和布里斯本都能轻松应对90-100层的超高层建筑，悉尼未来国际都市的地位不应该由于高度受限而受到挑战。

有些阻力并非来自于高层，而是地方政府或民众。我们知道有些民众习惯居住在独立屋或者低密度住宅区中，人们生活形态与思维模式的惯性，令他们不愿意接受改变。

Urban Taskforce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向这部分群众宣传，告诉他们高密度生活形态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我自己本身也卖掉了独立屋，搬进了高层公寓，一些朋友也是，我们这些人会回到社区，把一些积极的信息传递给他们，把自身的体验分享给他们。有一个针对高层住宅居民的数据统计，为什么人们会选择高层公寓？65%的人是因为获得了交通上的便利，56%的人是看中了就业机会，43%的人认为购物和生活设施方便。因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摩天大楼不是空中阁楼，除了带给大家指向天际的高度，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便利。

小羊总结：让悉尼走出乡土化

在澳洲的政治体系下，州政府的直接下级为地方政府，英文里可被称为city、council或shire，类似于中国大城市的区。这些地方政府，各自负责规划、开发自己管辖范围内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上级政府约束。由于地方政府是居民们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如居民们对高层建筑有顾虑，那么都市化发展就肯定会受阻。在悉尼，我们共有43个地方政府。大家能想象北京有43个区的情形吗？

悉尼的“扁平化”、“乡村化”生活形态，其实由来已久。这是由于澳洲早年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者在占据一个城市后，割地为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其中包括了早期殖民统治者领地的划分，以及其亲属和下属的土地交易等。在内城区有限的土地资源被利用完之后，自然就延伸到周边地区。

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悉尼经历了“乡土化（parochialism）”到“全球化（globalism）”的变革，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尤其是1988年的Centre Sydney Strategy，彻底把悉尼定位成澳大利亚的门户城市、环太平洋经济圈中的金融中心。但在随之而起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建设热潮中，由于民众思想的保守，悉尼显然没有跟紧步伐。悉尼235米的建筑物高度限制是40年前制定的，唯一超过这个标准的建筑物居然还是1981年落成的悉尼塔。

悉尼塔与其他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比较（来源：Daily Telegraph）

城市往高层的发展，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单位面积土地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其根本的目的，是配合国家的发展，把土地资源地合理运用。然而在其他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案例中，高层建筑的涌现，确实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困扰，比如交通问题，对公共区域的光线遮挡问题等。

Urban Tastforce这个“都市发展先锋队”的任务一点都不容易，一方面它要避免造成只为发展商争取利益的印象，另一方面，要让民众清楚认识城市立体发展带来的好处，从而帮政府在推动长远交通规划、调整发展法规上减少阻力。在推动悉尼国际化浪潮中，Chris Johnson上电视、参加辩论，并频频发表文章，无疑是最敢言的一位。

下一篇，我们再详细说说，为把支持度从10:90变成50:50，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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