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写于2017年初，文中观点均为当时预测）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和走向，使得2017年成为一个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的年份，在本文中，通过对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走向的分析和预测，来展望2017年世界政治经济，抛砖引玉，希望对《商圈》读者的投资经营有所帮助。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6年圣诞双周刊的社论起了一个很夸张的标题《Liberalism's Future: 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要知道《经济学家》是非常严肃的一本杂志，以事实为依据，研究为导向，很少报导哗众取宠的东西。这次这么夸张地总结2016年，确实非同寻常。

这也难怪，西方自由派（或称左派，在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以工党为代表）在2016年确实应该感到沮丧。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舆论一致预测留欧派会轻易胜出，当时的首相David Cameron甚至以脱欧就辞职为赌注，但结果却出人意料，51.9%的英国公投选票选择了脱离欧盟。11月的美国的总统大选更是令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但不包括笔者本人）大跌眼镜，大选之前，《纽约时报》和《CNN》都公布他们的民意调查，预测说Hillary Clinton（希拉里）将以5%的优势战胜Donald Trump（ 川普）。 硅谷的精英们，连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联名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指责川普的政策将陷美国经济于万劫不复而公开反川普。结果呢，川普以306选举人票，对希拉里的232票胜出，成为美国的第45位总统。川普当选后，许多人不服气，找出种种理由想证明川普当选不合理，有的指责俄罗斯黑客的干预，有的认为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制度不合理。当记者就此结果问询Henry Kissinger（基辛格）博士时，充满睿智的基辛格博士回答说，请注意，川普已经是民选的美国第45位总统了。

笔者是经济学界里为数极少的准确地预测了这两次“出人意料”事件，并且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制度自我纠错的结果，英美的脱欧和选出川普，恰恰证明英美的民主制度要好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虽然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粗鲁，说大话甚至无知是众所周知的。但作为华盛顿的局外人，他也没有沾染现在美国政治精英们普遍存在的狡诈和说谎。当笔者看到一篇报道说，希拉里花了4天时间在宾馆里准备和川普的电视辩论，而川普则拒绝准备辩论而把这时间花在走访几个民主党票仓时，笔者就认定川普赢定了。因为从Ronald Reagan(里根)总统以后，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能像川普那样不顾 “政治正确” 而直面美国存在的经济种族等等尖锐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英美选民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阻止了英美“欧洲化”的趋势。 什么是“欧洲化”趋势？简单来讲，就是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正确”的框架里，不再坚持造物主创造的传统价值观，以个人自由来挑战家庭观，以社会福利来代替人的辛勤工作，以选票的多寡代替正直和良知。可以这么说，川普不一定是个“好人”，但他对美国是一个“对”的人。

回到经济层面，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使得2017年美国经济变得充满希望，当然风险也并存。川普的基本政策框架，还在成型过程中，但从他竞选时的一系列演讲和胜出以后的人事任命中，可以略微看出点端倪。可以简单归纳为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优先，在国内事务中经济发展优先”。面临伊斯兰国的挑战，川普会收紧移民政策，减少从这些地区的移民。和普京的俄罗斯缓和关系，联手抗击恐怖分子袭击。作为一个商人，他特别强调在国际贸易中的美国利益，认为跨太平洋联盟（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美国不公平。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的承诺，操纵汇率而且在某些产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设置壁垒。因此，他1月20号当政以后，极有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动作，不见得会彻底放弃TPP，但肯定会改变TPP现有的条款以优化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会作很大的调整，主要在敦促中国开放限制的产业（例如通讯，交通，运输，服务业），如果无效就会限制中国的投资进入美国的某些产业（IT，基础设施）或者限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对美国的投资。至于竞选时提到的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以及考虑对中国的进口品征收45%的关税，则可能性不大。

回到美国本土，川普的经济政策就比较明晰。依照共和党的传统，川普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不利于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阶层。已经明确提出的经济政策有三条：（1）减税，首先考虑的是降低公司所得税，把法人的所得税从35%降到15%（笔者认为这样的降幅是不大可能在国会中通过的，但趋势很明显），从国外回流的利润一次性地征收10%的税；（2）鼓励制造业的回归，川普已经约谈了美国的几家大公司，包括苹果，福特，商议这些公司的制造部分回归美国的可能性，也要求沃尔玛等公司考虑把外包的业务回归美国，增加美国工人就业的机会，这些政策都收到了产业界不同程度的正面回应；（3）更新美国的基础设施，在任期内投资5500亿美元，用以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产业的更新换代，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和国家投资相配合，共同投资于这些产业。

这些政策一旦实施，会改变美国经济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缓慢复苏”的趋势，而变得更为激进，美国的经济结构也会有很大的转型。从微观角度来看，和基础设施，传统能源产业和制造业有关的产业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这些产业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会相应地快速增长而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在宏观经济层面，减税和投资基础设施都会增加财政赤字，使得美国的国债进一步增加。钱哪里来？川普说要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开支，例如要求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负担更多的经费，和俄罗斯联手打击恐怖组织来减少美国的军费开支。这些问题上，白宫和国会在此之前有过无数次的交锋，但这一次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因此摩擦会比较少。但川普和共和党大佬们的关系一直不佳，因此说川普可以顺利通过国会这一关还为时过早。OECD最新的预测印证了我的观点，预计从2017开始，美国的财政赤字会大幅上升。

同时，如下图所示，国债占GDP的比重会逐年上升，而短期和长期的利率也会上涨。综合上述因素，在川普任内，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会进一步增加，这就使得美国的利息率有很大的上涨压力，加上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很低（4.7%左右,接近全民就业的4.5%），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肯定会审时度势地加息。估计美联储在2017将会有3-4次加息，美元因此将会升值，但是升值幅度也不会像市场想象的那么大，因为近期美元的升值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出口，而制造业的回归也需要一个温和的美元来维持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已经把美国股市推到了历史的高度，2016年圣诞节前，Dow Jones工业指数已经非常接近2万点的水平，代表新科技的纳斯达克指数也在1月中旬达到历史新高的5574.12点。展望2017年，美国股市应该还是运行于震荡上升通道，但股市投资的风险在增加，因为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在下降，不排除短期内会有大幅回调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川普的这些经济政策能够得到顺利执行，还有中国经济的走向。

2014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一方面是经济规律的结果，在高的基数（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要维持一定的增长率会更困难；另一方面也是一系列的国内外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信贷市场的扭曲，周边国家的发展，造成中国的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出现了“ 中等收入陷阱” 的一些现象。理论上讲，创新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良药，但中国的自上而下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因为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创新的思维方式（看看中国高校的教学取向和水平就知道了）和合理配套的经济政策，而流于形式。大部分创新都发生在流通领域而没有渗透到生产领域，低水平重复的创业使得创新企业的成功率非常低。一个滑稽的例子是CCTV曾经非常兴奋地报道一个创新项目说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上公共厕所时购买的手纸。也有许多的年轻人辍学而用父母的积蓄来创办企业，结果血本无归。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增速从2014年下半年起就低于GDP的增速，而私人部门的投资在2015年以后下降很快（参见下图）。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靠制造业的强劲发展来带动的，中国出口的大头也是制造品。由于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认为制造业代表落后，而金融服务文化产业代表先进，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走向萎缩。以2015年为例，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处于“枯荣线”50的下方，表明制造业的规模在缩减。2016年略有好转，但也有很多月份低于50. 而在这期间，民营制造业企业的PMI一直低于50，表明民营企业对制造业在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

2017年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很难改变，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都把GDP的增长率估计在6.2-6.3%左右,低于原来6.5%的预测。下行的趋势，加上中国出口的疲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会继续走低。还有一个因素，人民币在2016年10月1号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占10.92%）。SDR的两个要求，就是贸易量和自由兑换，迫使人民币在2015-2016 SDR准备期间提高货币的自由兑换度，从而造成大量的资金外流。从2016年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就收紧了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政策，使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了市场汇率低于官方汇率，远期汇率低于近期汇率的现象，就是说市场是看跌人民币的。

中国企业债务的连年增多和国企的高杠杆（信贷／股本比）也释放出令人担忧的信号（参见下图），表明中国企业和银行系统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在减弱，风险在增加。股市方面，随着深港通和沪港通连接两地资本市场，理论上可以减轻投机对股市的影响，但企业债务的增加，加上人们对中国的股市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尽管A股市盈率很低（16左右），中国的股市在2017年的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产业角度来看，由于国企地位再次增强，因此国企股会相对好些。房地产市场方面，随着二胎的开放，期望需求增加，2017年中国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会继续看涨。

2017年澳洲经济走势，喜忧参半。2012年起澳大利亚服务业出口增长迅速，建筑业带动的国内需求也部分弥补了国际市场上澳洲出口的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矿业和中国经济的过分依赖，同时也使得大城市的房价飙升（参见下图）。消费从2011年开始，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出口也随着澳元的降值从2012年开始维持稳定的增长。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澳洲的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仍然十分依赖于海外的需求和投资，这一部分投资主要还是来自中国，而中国从2016年起实行的外汇管制政策，对澳大利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统计局（ABS）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2016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是负的0.5%。相比较，即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深的时期，澳大利亚也只有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有GDP的负增长。而这次GDP负增长的原因，恰恰是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过快。

Malcolm Turnbull(特恩布尔)2015年党内挑战成功当上总理以后，一直强调要提高澳大利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优越，没有生存的压力，澳大利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OECD的平均。 澳大利亚有很好的教育基础，在一些领域有很高的研究水准，例如医学，药学，材料工程，和高端制造，但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而不能很有效地转化成生产力。现在澳大利亚面临更多的全球化的挑战，没有效率就会面临淘汰。特恩布尔政府因此制定了一些列政策，包括税务上的鼓励政策和公司破产方面的法律政策，来鼓励澳洲人承担风险，创新创业。从政策取向来看，有点类似中国政府创导的“创业创新”政策，但在政策配套和执行的有效性方面，要优于中国。在医学药学研究方面，澳大利亚在过去20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今后10年应该是成果井喷的时代，我们期待在2017年看到更多的成功的初创企业。

在宏观经济方面，2017年澳洲央行RBA会维持目前1.5%的利率，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进一步降息还是有可能，但RBA会非常警惕降息可能造成的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加剧。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很有可能会维持在0.70–0.75的空间，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很小，进一步贬值有可能，特别是考虑到前面分析的美国经济的走势。但三个因素可保澳元的稳定：（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有升；（2）澳洲国内经济转型会进一步到位（如果政府改变现在的谨慎的财政政策而转为适度扩张，短期内GDP会回升）；（3）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继续吸引外资，有从中国，印度，和中东来的投资。而由于澳元汇率相对于美元较为稳定，而人民币兑美元处于贬值通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再积极干预外汇市场，2017年澳元兑人民币汇率将会上涨。股市方面，澳洲的一些蓝筹股，特别是银行股整体股值仍然偏低（市盈率在20以下）而且股息支付率（dividend payout ratio）还比较高，所以中长期还是有一定的稳定回报的投资机会，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的盘面不大，且大量游资转向美国，整体大盘将会低于长期趋势。

作 者 简 介

史鹤龄教授

史鹤凌是现任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库部官员培训班的主管和主讲教授。他是“澳大利亚商业论坛”的主讲人之一，澳中商会年度主讲人之一，澳洲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演讲嘉宾。

史鹤凌博士致力于中国经济和治理改革议题的研究已有长达20年的时间。在2005-2007年期间，史鹤凌博士担任中澳政府共同签署的《中澳管理项目》的澳方主管。在主持“中澳管理项目”期间，史鹤凌博士和发改委共同设计和执行了15个项目，促成了中国的12个部委级的机构和他们在澳洲对应的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史鹤凌博士列为澳大利亚1988-2000年度最好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对澳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中澳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作了大量视角独特的评论、判断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