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找不着北”的感觉

我学习的决心非常之大，于是就请了一个老师，他一开始就给我上了一个半小时的课。第一次课结束时，我觉得头都大了，耳朵嗡嗡作响。我的坚定信念土崩瓦解，不过我还是答应再上一次。

第二次也好不到哪里去。变来变去的声调、拼音的读法和我企图准确重复它们的尝试都让人郁闷得不行。这次还好，耳朵没有再响，不过老师的话开始左耳进右耳出了。

我（跟老师）解释说，我会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来消化他讲的内容，等我做好了接着学的准备，我会跟他联系的。可我再没跟他联系过。这次的尝试让我觉得失望极了，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是不是太老了，学不了这种复杂的语言了？我是不是干脆放弃算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我。但是我内心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劝我，好像在说“继续努力吧”。我决定不再坐国际广播电台的班车了，这倒不是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同一批外国专家的脸，没有新鲜感，而是我觉得如果选用公共交通工具，也许我能通过听北京人聊天好好学学发音，也许我的耳朵能更好地适应他们的语调变化。该是再去坐公车的时候了。我肯定不会重蹈上次去天安门广场的覆辙了。

第二天，我从友谊宾馆的公寓动身，按照别人给我的指示去坐717到木樨地，然后坐地铁去国际广播电台所在的八宝山。上车的经历可真是让人难忘啊！我根本就不用挤，完全就是身后的人堆儿把我推上车去的。

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公共汽车与国际广播电台的班车可不一样，上面人声鼎沸，像个沙丁鱼罐头似的挤满了人。我伸手去拉扶手，结果险些摔倒在地。当然了，车上根本就没有挪脚的地方，所以也就不存在摔倒在地的危险了。

我的出现引来了很多好奇的目光。他们可能在想：这个老外明明打得起车，他干吗非要来挤公车啊？可我该怎么走到售票员旁边去买票呢？更让我纳闷的是，她怎么才能走到我和其他刚上车的乘客旁边来呢？看着她奋力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来，我可真是大开眼界啊！

我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售票员挤到我身边时，我跟她说：“木樨地。”她来了句类似“衣筷”的回答。我有点儿发懵，盯着钱包傻看，浪费了她宝贵的好几秒钟，耽误了她收钱。我旁边的一个人看了看我手里攥着的一把钱，从里面抽了一张一块的。我居然已经把学过的最基本的词儿给忘了！

帮了忙的那位乘客一直站在我旁边，让我在木樨地安全地下了车。我下车时，估计其他乘客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地铁来了，我在八宝山下了车。任务完成了。我做到了！

那天下午的回程可就没这么容易了。我信心十足地离开了国际广播电台，坐上地铁到了木樨地，可是却忘了该走哪个出口。我决定赌赌运气，于是开始找合适的公共汽车。车来了以后，我用唯一可以救我于水火的汉语词（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问售票员：“友谊宾馆？”

售票员示意我上车，但是刚过了10分钟，我就隐隐觉得自己走错方向了。前面的建筑物一点儿也不眼熟。每到一站，就有录音用汉语报站名，然后是五个英语单词儿“getoff the bus now（现在请您下车）”。我开始坐立不安，不过还是一直坚持呆在车上，坚定地认为友谊宾馆马上就会出现。过了快40 分钟以后，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下了车，到终点站了。我意识到肯定是我说话的腔调有问题，售票员当时肯定认为我要去终点站附近的某个宾馆。

我打了辆车，跟司机说了“友谊宾馆”四个字，看他的反应，我觉得他知道该把我拉到哪儿去。从八宝山到木樨地，再到现在这个我完全找不着北的地方，这一路折腾完，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到哪儿了。

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上路不到一分钟，出租车就经过了一座熟悉的建筑物——国际广播电台大楼！原来，我又绕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此篇文章刊登于《澳中商圈》2017年3月刊，中西交汇West Meets East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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