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并正在推动中澳之间新的人员、思想和资本的流动。 澳大利亚城市需要适应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变化为实现“一个增加机会、繁荣和公平的国度的愿景”提供了新机遇。 而对于其他人而言，亚洲人的“入侵”和“吞并”是对澳大利亚白人身份和政治制度的一种威胁。

一系列新文章表明，亚洲世纪对澳大利亚城市的影响违抗了反乌托邦主张的“中国吞并”和乌托邦主义对和谐城市多元文化的看法。

• 改变定居模式

自2000年以来，从中国大陆抵达的移民形象正在发生着变化。与早期移民相比，他们的技能更高，受过教育，并且注重投资。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定居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悉尼仍然是澳大利亚全部中国出生移民中一半人的聚居地。但是，在其他首府城市定居的中国大陆移民的比例也在增加之中。

2001年，在悉尼地区，中国出生的居民占人口10%以上的市区只有三个。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区的数量已增加到了22个。

墨尔本（从2001年的一个城区发展到2011年的7个）和布里斯班（从零个到四个）的增幅明显较小。

然而，好市围（Hurstville）是2011年澳大利亚唯一的一个中国出生居民占人口25％以上的城区。

这表明[中国移民]定居的方式既不是按照极端的种族隔离，也不是按照完全的“空间同化”进行的。相反，最好从多种方式的适当集中的角度理解中国移民的定居形式。

• 更换住房

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对家园的选择对于塑造澳大利亚城市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家园与他们过去在中国的家以及作为澳大利亚人开始新生活的复杂关系有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采用澳大利亚的住房消费方式，包括偏爱郊区住宅而不是公寓。

其中一个环境影响是，中国出生的移民在墨尔本的住房占地在移民澳大利亚后增加了五倍。

即便如此，中国移民在公寓楼中的比例仍高过其他人。

•  改变文化关系

尽管政策已经从白澳政策变成多元文化主义，但是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中依然很普遍。关于“白人受害者（white victimhood）”的表述常被用作歧视有色人种的反证。

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亚裔澳大利亚人有着比其他澳大利亚人多一倍的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经历。特别是，58 %在亚洲出生的参与调查者在租房或买房时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

公寓楼已成为跨文化接触的关键地带。这通常有关管理公共区域造成的紧张关系，在阳台上晾晒衣物，或者因烹饪而在楼里产生的气味。

因此，社会阶层或法人团体委员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城市中调解跨文化关系的重要机构。

在一些中国出生居民聚居的郊区，跨文化间的紧张通常体现在当地城市规划带来的冲突上。比如，在一些郊区，白人居民责备中国投资者正在推动住宅密集化，并让“邻里关系”丧失。

与此同时，在建筑物、街区和共同社会阶层身份方面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弥合族裔和种族差异。

• 住房市场

中国在居住和商用房产上的投资从2009至2010年的24亿澳元增长到2014至2015年的243亿澳元。中国是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2015年第四季度，亚裔外国投资者占新南威尔士州新住房购买量的9.4 %。

虽然这些投资大部分被注入到新的住房供应中，但公众对外国投资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影响的担忧正在上升。

一项估计表明，如果外国投资在2004年至2014年保持稳定，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则会上涨约50 %，而实际的增长率为67 %。因此，房价上涨大部分不能归因于外国投资。

媒体报道和政府声明所谓外国投资是澳大利亚住房负担不起问题的主要原因，这往往转移了人们对房价可负担性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和外国投资的各种驱动因素的关注。

• 亚洲世纪澳大利亚城市的变化

21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城市在住房、交通、就业和食物保障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关于“亚洲入侵”的种族主义言论将许多问题归咎于中国移民和投资者。然而，这些问题的根基深至澳大利亚城市的历史和我们以市场驱动城市建设方法中。

关于所谓的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对澳大利亚城市的影响的辩论必须高于有关乌托邦式的机遇和反乌托邦威胁的讨论。

澳大利亚城市的现实远比这种二元思维复杂。

达拉斯·罗杰斯（Dallas Rogers）是悉尼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城市化硕士项目主任。伊兰·维塞尔（Ilan Wiesel）是墨尔本大学城市地理高级讲师。本文最初发表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