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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时任总理朱镕基，每当说到假冒伪劣，就会提及一则趣事：
“温州的假冒伪劣到什么程度了？竟然骗到浙江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柴松岳头上去了。柴松岳在温州买了条‘真皮’皮带，用了不到一个月，他放个屁就把皮带给绷断了……”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并传回到柴松岳那里，让他哭笑不得。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一书中，他用白纸黑字澄清是“打喷嚏绷断的”。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还是朱总理的版本。
整件事，让柴松岳相当窝火。浙江省打假大会上，他详述了自己的买假遭遇，惹得全省干部哄堂大笑，却令温州市领导惶恐不已。
很快，一场打假总动员席卷温州，一大批假冒伪劣的皮鞋、皮带、眼镜等被查缴，并当众付之一炬。
有数据显示：在1984年之前，中国假冒商标案总共才1000多件；但1992年1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假冒商标案，已高达2291件。
从“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广西玉林等假药案，到纵横多省的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甚至假冒伪劣低压电器，直接造成了工矿企业爆炸……这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
1992年7月，国务院直接下发《关于严厉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
八九十年代，有批神秘人曾反复游走于贵阳市和仁怀县之间。在贵阳，他们找买家、谈订单；到仁怀，他们几个电话，就能把基酒、酒瓶、包装约送到指定地点，组织生产。通常一夜时间，数十乃至上百箱假茅台就被造出来。然后，货走人散，踪迹不见。
这群人，自称“二分厂的”。他们造的假茅台，仅1992年被查出来的，就相当于茅台厂年产量的六分之一。
1988年8月，贵州某检查站查获一整车“假茅台”，随即挖出罗德明团伙。他们在茅台镇以“台良”、“华文”、“台酒”等白酒作为酒源，在重庆买打包机，在贵阳订包装箱，又雇了7个工人贴商标、打包装。仅在6-8月间，就非法获利209万。
罗德明只想谋财，假茅台也没有喝死人。但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成了中国“造假死刑第一人”。
实际上，罗德明的死没有掀起太大波澜。1993年，央视“315”晚会上，那英一首《雾里看花》传唱大江南北，但没几个人知道这是首“打假金曲”。
直到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实施，中国的打假进程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它的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一赔一”。
1995年，22岁的王海陪亲戚来了趟北京，闲得无聊在书店翻了翻《消法》。结果，他发现了“退一赔一”的条款。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一副85块。他的想法很简单：成功了，赚170块；不成功，就自用。
吃螃蟹显然要付出代价。王海把工商、消协、质检等部门跑了个遍，却出师不利，一算账亏了本。于是，他又买了10副耳机，继续讨说法。反复一闹腾，引发了媒体关注，最终获得了赔偿。
半年后，王海再度进京，横扫大商城中的名牌假皮具，一周狂赚8000块。这犹如一阵旋风，席卷了中国工商界，引发了“王海现象”大辩论。商家的抵制和官方的力挺同样强烈，王海由此登上神坛，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1996年，王海成立“打假公司”，开始正规运作。除了四处买假索赔，他们还受雇于知名企业，对制假售假展开调查。鼎盛时，王海公司的调查员达200多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王海，唤醒了一批职业打假人：北京的杨连弟、赵建磊，重庆的叶光，唐山的刘殿林……
《消法》让中国进入了“人人打假”的时代。但在王海们看来，打假其实就是一门生意。
1996年，刘殿林在唐山某百货商场找到了他的“猎物”——爱华录音机。标注日本产，实则杂牌机。刘殿林一下买5台，每台598元。结果只费了半小时口舌，就赚了2392元。
但折腾两年后，唐山的大商城都给他赔遍了，刘殿林感到路越走越窄。深思熟虑后，他联系到王海，成了王海的左膀右臂。
当时，假药贩子们大量买入治拉肚子的“诺氟沙星”，一换包装，就成了治淋病的进口药“淋必治”。3毛钱进，六七十块出，绝对暴利。
摸清底细后，王海开始在秦皇岛、哈尔滨、唐山等地大举出手，买下10多万块钱的假药，接着就把几十家药店告上法庭。索赔过程中，王海巧用媒体，刘殿林推波助澜，最终大赚数十万。
他自称打假20年，受雇于百余家企业，其中不乏与脑白金、福耀玻璃等知名企业合作。期间走遍中国，打掉造假工厂数以百计，查获假冒伪劣案值过亿。
王海曾表示，中国以政府监管为主的模式，很难根治假货，因为“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从这个意义上，政府独自打假，是不得已的时代选择。有了公众和职业打假人参与，确实是一种历史进步。
1997年，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王海们以守法对付违法，没有过错。王海们多了，假冒伪劣就少了，市场就会走向正常秩序。
2002年，刘殿林手下的几名调查员，刚摸进广州一家造假工厂，就遭到一群彪形大汉的钢棍暴击。这一次，精干的调查员折损殆尽；医药费之高，几乎耗光了公司的所有积蓄。
2003年，一位名叫黄立荣的律师在对北京某医疗机构监视时，被人发现，惨遭暴打，并弃尸街头。事后查明，他正受雇于一家打假公司。黄立荣也由此成为第一位意外死亡的民间打假人员。
这件事，给打假行业带来极大震撼。事件曝光后，王海主动将公司调查员裁减到30多人，“如果因为打假失去生命，那事业就没有价值”。
而个别职业打假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1998年，山东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也参与了“淋必治行动”，从此有了“山东王海”、“假药克星”的盛名。
2002年，他以类似方式，向陕西一家保健药厂索赔4万。
事已至此，本来毫无问题。但他多此一举地表示：自己笔记本电脑里，还有篇重磅文章，对厂家极其不利，要他们拿出3.5万一并买下。
厂家随即报警，并配合北京警方在交钱现场将他抓获。2003年，北京市一中院认定，臧家平犯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3年。臧家平，由此成了打假获刑“第一人”。
王海曾公然表示：职业打假，就为赚钱；公司业务，30万起步。
一些职业打假渐渐变了味。收了钱就不作声，成了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被A企业收买，再去打B企业的假，也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秘密。
法律界人士因此公开质疑，部分职业打假的行为，已偏离了《消法》的初衷。他们非但不能为公众利益打假，还成了商业竞争中的“麻烦制造者”，乃至游走在敲诈勒索的边缘。
2004年，长沙开福区法院驳回了一位职业打假人“退一赔一”的要求。理由是，《消法》只保护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大量买假，属于牟利，不支持赔偿。
这个判决看似合理，却自相矛盾：王海们不是消费者，判决就让他们无法牟利；那他们买的大量假货，就只能用来消费；这时，他们又变回了消费者。那到底要不要赔呢？
近日，深圳立法限制“职业索偿人”恶意举报，明确反对借“打假”之名不当得利甚至敲诈勒索的行为。而上海则进一步建立了职业打假人“黑名单”制度，职业打假人成上海“扫黑除恶”重点对象。
2011年，“反淘宝联盟”在香港中环广场搞了场游行示威，声讨淘宝。
这件事，对中国电商发展的宏大进程毫无影响。它唯一值得一提的原因是，这群人只不过是一帮被淘宝严惩过的假货贩子。游行示威最终成为一场闹剧。
2010年淘宝年会上，马云公开表示：“如果把淘宝关了假货就灭了的话，淘宝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宝关了。”阿里的打假举措，随即触动了假货贩子的根本利益。
网络假货，是中国制造的一面镜子。但人们更习惯于攻击平台，而不是卖假货的商家。
2005年，阿里成立神秘组织“神盾局”。它的职能包括：保护账户安全、交易安全、信息安全、隐私安全等。而其中一项重任，正是保护知识产权，也就是打假。
这之下，还有一支2000人的专业打假队。阿里每年投入10亿以上资金，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假。
直到2015年，阿里“平台治理部”宣告成立，它承继了“神盾局”的技术装备，并彻底浮出水面。它的执掌人郑俊芳，还有个响彻江湖的名号“灭绝师太”。
“师太”手中的“倚天剑”，则是融合了图像识别算法、生物实人认证、假货甄别模型、语义情感分析等12项打假“黑科技”的“知产保护科技大脑”（以下简称“知脑”）。
某售假商家，表面上在淘宝卖一款蜗牛玩具，实际却通过社交软件导流，偷偷卖假冒名牌口红，根本不露痕迹。而一条“颜色特别美，不干不显唇纹”的好评，却被“知脑”察觉。打假队很快掌握证据，将商家清出平台。
某制售假团伙，找来50多个亲朋好友，想开出多家网店售假。“知脑”不但迅速识别查封，还通过给警方提供线索和技术协助，直接捣毁了源头的制假窝点。
某女主播在直播时用“暗语”卖假包，刚把Gucci标志的手提包拿出来，没晃过20秒，直播就被“知脑”掐断。女主播直到被关店都没明白，没人举报的情况下，淘宝怎么知道在卖假货？
殊不知，这是阿里近20年来线上线下打假数据、经验和算法的总聚合——
1、目前，这颗大脑所储存的样本数据总量，相当于186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据量；
2、大脑打假图片样本量超137亿张，若按普通纸张打印叠加，厚度将达4110千米，是珠穆朗玛峰的465倍；
3、被这颗大脑保护的原创视频总时长已超4000小时，相当于看6000集《长安十二时辰》，刷10万条抖音短视频；
4、这颗大脑可以毫秒级的发现上万颗圆球中混进了一颗有细微黑点的圆球。随着假货特征库的数量不断增加，算法学习能力不断进化，技术会更加强劲挤压制售假者的生存空间。
海量的打假样本，还要有超强辨识能力。扫描100万笔订单，“知脑”只需1秒；在每天6万场淘宝直播中找假，相当于快速看完33000场春晚，并找出一个打错的领结。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知产保护科技大脑”统统做到了。
2019年8月9日，在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指导举办的首届“中国人工智能峰会”上，阿里“知脑”从362支队伍、995个项目中角逐而出，斩获“人工智能创新之星”。
技术变革正在改变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在“知脑”帮助下，阿里实现96%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删除，每万笔订单中仅1.11笔为疑似假货。
2018年，公安部经侦局公布的侵犯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中，阿里通过技术协助侦破的高达7起。
3年来，“知脑”与全国公安机关合作，协助警方抓获制售假嫌疑人4439人，协助捣毁窝点4289个。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阿里的打假工具，更具备向全社会、全世界输出其打假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全球跨境打假。
2018年，浙江义乌警方在阿里协助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国制售假香水案。
一位名叫Luis的外国售假者，先向国内一家外贸公司下单，再由外贸公司联系工厂制造。产品运到国外后，由Luis假冒成“维密香水”，将这些成本不到8元的假香水，以140元左右的高价销售。
这些环节、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线上线下割裂，跨越多国多地。但“知脑”却窥见端倪，找出蛛丝马迹，最终拼出全景。
2016年，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CEO赫尔芬贝恩曾猛烈吐槽淘宝，扬言要将其纳入“恶名市场”黑名单。
但2018年4月，阿里斩获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奖”，让这位大佬毫不犹豫“路转粉”：“阿里巴巴已经举起了知识产权保护旗帜，并为之持续奔跑。”
这个全球奢侈品法律联盟颁发的奖项，令奢侈品法律联盟主席莫斯特也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阿里为解决打假问题正建立新的“黄金标准”。
连一贯在知识产权上喜欢对中国吹毛求疵的美国官员，也开始转变态度。7月18日，美国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柯林斯，在批评美国公司只肯做表面功夫时意外赞美道：“我发现美国公司打假，远远落后于阿里巴巴。”
但是，在打假上，光靠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的保障。在大规模打假过程中，阿里有着自己的无奈。
2017年，阿里在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调味品假货案时发现，主犯已然“三进宫”。当年，他曾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干打假，打着打着，他发现造假利润极大，从此走上歧途。哪怕在2006年、2011年两度被刑拘，依然死不悔改。
据阿里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17年查获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确认有刑事判决结果的129人，缓期执行的有104人，比例高达81%。
制假售假成本低，打假成本高，重复违法难避免，结果只能是“违法犯罪分子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纵观近40年的打假史，从政府单打独斗，到职业打假人蜂拥而起，再到“黑科技”打假纵贯线上线下、横扫全球。
诚如马云所说：“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跟假货的斗争，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可喜的是，如今以阿里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为解决世界经济的毒瘤——假货，正式亮出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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