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阮鸿献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的西洱村。
阮鸿献的父亲是供销社职员,母亲是农民,家庭条件非常普通。阮鸿献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排行第四,因此被家里人称为“老四”。
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物资匮乏,购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特别是在农村,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
1974年,阮鸿献8岁。有一天,阮鸿献的一个小伙伴突然肚子痛,额头上冒冷汗。小伙伴的父亲以为只是普通中暑,就用土方子刮痧。
可小伙伴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农村又没有药,父亲只好背着小伙伴,徒步去18公里以外的卫生院求救。
还没有到卫生院,小伙伴就不治身亡了。
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阮鸿献非常悲伤,对生死还很懵懂的他一直问父亲:他为什么会死?
父亲告诉说:如果当时有一盒8分钱的十滴水和8分钱的清凉油,他就不会死了。
阮鸿献问:为什么我们村子里的供销社没有卖?
父亲又告诉他:因为村里太落后了,只有城里才有。
阮鸿献又追问到:那什么时候,我们村子里才有卖?
父亲说:现在不可能,以后还不知道。
少年阮鸿献(左一)和他的小伙伴
小阮鸿献陷入了沉思,并暗暗发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让村子里有十滴水和清凉油卖!
让阮鸿献想象不到的是,就这么一次思考,让他这辈子与“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初中刚毕业,有一天晚上,父亲对阮鸿献说:老四你初中毕业了,高中还怎么读?你想一想。
聪明的阮鸿献,很快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两个姐姐和哥哥都还在读书,父亲承担不起,想让他回家务农。
想了两天,阮鸿献非常体谅父亲的苦衷,就没有再继续上学。
少年阮鸿献
于是,阮鸿献白天就在家干农活,晚上就到供销社帮父亲打杂,负责装袋收购中药材。
这份兼职,最大的收获,是让阮鸿献熟悉每种药材的功效、价格和来源。
白天干农活很辛苦,阮鸿献并不怕苦。但干了一年,他就干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了。
哥哥和姐姐还要读书,即便他辍学务农,还是支撑不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阮鸿献跟着伯伯去昆明卖自己种的甘蔗。卖完甘蔗时间尚早,他就到昆明的宝善街转悠。
在宝善街的药品收购站,阮鸿献注意到,这里一公斤金银花的收购价格是6元。
80年代的昆明宝善街
他敏锐地意识到:在父亲的收购站,每公斤只要2元,这其中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
回到家里,当天晚上,阮鸿献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并且说出了他的想法:把收购站的收来的金银花,拿到昆明去卖,赚取差价。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但对投机倒把依然很是敏感,父亲当即表示反对。
为了说服父亲,阮鸿献坚定地对父亲说:你先把收购站的金银花借给我,你不用担心我还不起你,我只要卖掉了,我就去山上摘来还给你。
这句话,触动了父亲。
1980年,14岁的阮鸿献,扛着两袋共40公斤的金银花,连夜爬上了当晚开往昆明的载货火车。
阮鸿献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一手抓住金银花袋子,一手扶着栏杆。母亲怕他会睡着掉下火车,让他系了一根腰带,拴在火车栏杆上。
站了7个小时,到达小喜村车站,为了省路费,阮鸿献又扛着40公斤金银花,步行10公里到达宝善街。
这次昆明之行,阮鸿献赚到了240元,这是一个公务员半年的工资。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兴奋之余,他在宝善街,大吃了顿——一碗过桥米线和2个冰棍。
回到家,第二天,阮鸿献就上山去采金银花。忙活了一天,才采来2公斤,这让阮鸿献非常焦虑,靠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40公斤啊。
于是,阮鸿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动员了全村100多人来帮他一起采花。
很快,阮鸿献就收到了200多公斤金银花,还掉供销社的40公斤,剩下的他又拿到宝善街去卖。
一个月下来,14岁的阮鸿献赚到了10000元,成了当时的稀有动物——“万元户”。
最年轻的万元户:阮鸿献
阮鸿献的商业天赋开始显现,一条完整而又简单的商业模式被他走通了:一手从农民手上收购药材,一手将药材卖给收购站。
就这样,阮鸿献开启了他的药材商业之旅。
三、
1981年,15岁的阮鸿献,成立了“鸿翔药材部”。大部分人在这个年纪,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而阮鸿献俨然是一名小老板。
说是老板,其实他就是一个光杆司仪,收药、卖药,全是他一个人干。
阮鸿献先是在乡里面收药,收完乡里的,他又去别的乡收。所有乡收完了,他又去县里收;县里的收完了,他去整个红河州收;红河州收完了,他又去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文山...
在西双版纳收药的阮鸿献
仅仅一年的时间,整个云南省有乡镇的地方,都留下了阮鸿献的足迹。
1983年,17岁的阮鸿献,花了2800元巨款,买了一辆铃木摩托车。他以每年15万公里的行程,在云南跑了3年,共跑了45万公里。
到了1986年,20岁的阮鸿献赚到了200万元,成了弥勒县的高富帅。
也就在这一年,阮鸿献遇到了同样对中药感兴趣的刘琼。那个时候,阮鸿献全身都是中药味道,刘琼就被他身上的中药味给吸引了。
刘琼大阮鸿献一岁,两人当年就坠入爱河,喜结连理。
刘琼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两个人可以走得很远。
女主内,刘琼负责财务;男主外,阮鸿献负责收药。男女搭配,生意越做越大。
1989年,阮鸿献把生意地盘扩大到昆明,在昆明开了药材收购站。当时,昆明鸿翔药材收购站,每天都有一辆东风牌货车,在这里卸货,生意红红火火。
但阮鸿献的生意,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1年,昆明成立了菊花村药材市场,一时间,所有的药材,都能在这里找到。
靠倒买倒卖,信息不对称赚差价的阮鸿献,瞬间就失去了市场。
阮鸿只好改变策略,以前药材都卖给医药公司,现在他只好往下游走,把药卖给药店、医院和药厂。
很快,阮鸿献又找回了原来的市场。
但市场瞬息万变,1993年,国家出台了政策:药店不能再向个体户采购药材。
可当时阮鸿献不能注册公司,为了不失去市场,他不惜花血本20万元,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将公司名字改成鸿翔发展有限公司。
有了公司,阮鸿献如虎添翼,销售额越做越大,但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6年,亚洲发生了经济危机,很多公司都出了三角债。阮鸿献的鸿翔发展,有两三千万的货款收不回来,危机再一次来临。
三、
阮鸿献上门去客户公司要债,客户对他说:要钱没有,要就把药拉走。
为了挽回损失,阮鸿献成立了华龙商社,拿到了中西成药的经营许可证,准备开零售药店,把收回来的药拿去卖掉。
1997年,鸿翔中西大药房在北京路开业。阮鸿献做好了第一个月亏损1万元的准备,超出他意料的是,当月药店盈利7000元。
第二个月,药房又盈利2万元。看到开药店巨大的利润空间,阮鸿献正式开始了业务转型。从收购药材,转到做药品零售,阮鸿献正式进入到了药品零售行业。
尝到了开药店的甜头,阮鸿献不断复制,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开出了18家大大小小的药店。
与此同时,刘琼也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1998年,33岁的刘琼开了一家“圣爱中医馆”,拥有了与丈夫不一样的事业。
不断开店过程中,阮鸿献发现了一个问题,药店数量很多,但名字都不一样。为了品牌化运营,他想统一一个名字。
回顾自己20年的,一心一意就只干了一件事:卖药,于是,他将药店名字改为:一心堂。
2000年,不到一年时间,一心堂的招牌挂在了阮鸿献的所有药店上,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
随着一心堂药店越开越多,阮鸿献的鸿翔集团,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4年,鸿翔集团销售额做到了16亿,全国排名16位,成为了云南省最大的药品零售公司。
阮鸿献,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滇南药王”。
但阮鸿献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了全国扩张。在阮鸿献带领下,一心堂高歌猛进,在广西、四川、贵州、重庆等省份开店。
2010年,走出云南的一心堂,成为了全国药品零售行业的领头羊。
4年之后,一心堂成功登陆A股上市,募集了7.49亿元。
借助了资本的力量,阮鸿献用募集来的资金,一口气又开了1500多家药店。
为了快速做大规模,一心堂不仅自己开店,还开启了药店收购之路。
四、
然而,就在一心堂一路狂奔之时,阮鸿献和刘琼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与很多创业夫妻一样,可以共艰苦,难以共富贵。
阮鸿献一心卖药,却没能与妻子一心走下去。
但与很多创业夫妻的撕逼离婚,争夺家产和公司控制权,而导致公司没落不一样,阮鸿献和刘琼和平离婚。
2017年1月份,阮鸿献和刘琼签署了离婚协议,对双方股权进行了分割。
阮鸿献持有一心堂1.76亿股,占比33.75%;刘琼持有9564万股,占比18.37%。按当时的市值,阮鸿献财富37亿,刘琼20亿。
换句话说,阮鸿献给了前妻20亿的分手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价离婚。
离婚,并没有给一心堂带来负面的影响。阮鸿献苦心经营的一心堂,依然在高歌猛进。
2020年,直播带货大火,阮鸿献也与时俱进,开启了个人带货首秀。3个小时,582万人观看,共卖出了4000万元的药品。
其实,进行直播带货,形式大于实际。这是阮鸿献的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表现,从借药倒卖,到收购药材;从收购药材,到药品零售;再从药品零售,到上市并购。正是阮鸿献一步一步尝试,一步一步发展而来。
目前,一心堂市值246亿元,阮鸿献个人财富膨胀至81亿元。同时,一心堂全国门店数量,达到了6911家,居全国之最。
或许阮鸿献从来也没有想过,初中毕业,仅靠卖药,穷小子居然能够成为云南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