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百多年殖民统治的香港，处处充满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却对中国传统的风水命理文化笃信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经济繁荣，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风水：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东西两边都有山脉阻挡，好像一个大的聚宝盆，香港的财气就是从这个聚宝盆而来。

什么是风水？《辞海》引用南北朝郭璞《葬书》中的解释，是为“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郭璞被尊奉为风水师的祖师爷，当然以此为准。美国心理学会有一派名为环境心理学（Ecopsychology），本质上探索的也正是中国这门古智慧，不过是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诠释和解说罢了。

不过在香港人看来，风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道地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渗透进香港人的骨子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论贫富、阶层、职位，从办公场所、生活起居、室内陈设到兴办公司、开张志禧、买楼装修等，香港人都要讲究一个风水，偏爱请风水先生“睇风水”。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里设有财神位，张挂着“镇宅七十二灵符”。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仿制的灵符，一式两款，挂着它可以避难消灾，身心安泰，生意兴旺。而临街的店铺还会在门口靠墙处摆上神龛，店主人有事无事都要出来拜一拜。香港的公司则大多挂有“通胜”挂历，老板们谈生意，大都会看日子，遇到大生意开张，更会设坛切烧猪，祈求神佛保佑。由于风水理论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连在香港的外国公司难免不入乡随俗，也纷纷兴起加入了风水学说的大军。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国机构里昂证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风水指数”，于每年的年初预测一年的香港股市、楼市表现。

不仅普通小民相信风水，香港的富豪们更是津于此道，不亦乐乎。他们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每月定期请风水先生上门，小到办公室的摆设、家居布置，大到经贸活动、起地盖楼，都要请出来测算，选点选向选择黄道吉日方能开工。当年人称小甜甜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逝世后，第一个跳出来宣称对其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有继续权的，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风水师，多少体现出了风水师的吃香。

香港政府的高官们也讲风水。譬如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经暴出过风水丑闻，就是因为这所本意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机构，竟然花费了几十万港元三度聘请风水师，就办事处环境及迁址事宜大看风水。除了不科学的科学院，警务处、消防处、运输署等机构也都会寻求风水师的意见，如当年九铁工程出现阻滞，就会邀请风水师从风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不过说到政府官员中最爱风水的，还要属前特首曾荫权。当年他从政务司司长官邸搬入礼宾府就职时，首要的就是花上几十万元修一座锦鲤鱼池（下图），迁养他心爱的九尾锦鲤鱼，以挡官刹。有风水大师剖析，这几尾鲤鱼一路助曾荫权跃入龙门，功劳不小，礼宾府修鱼池既旺曾也旺港。



风水里也蕴藏着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的明争暗斗。香港最有名气的一次“风水大战”，莫过于汇丰银行和中银大厦的“斗法”。

汇丰银行地处香港扯旗山山脚的“龙穴”，因山坡形似低垂的马头，在维港饮水，故曾被风水大师寓之为有助提升运势的“天马饮水穴”。为了不让大厦前方再出现新的建筑物来破坏这饮水之穴，汇丰银行于是将其前方一直到香港渡轮码头的整片地皮买下，发展成为公园，取名为“皇后花园”，以保持其风水之优势。

在中国银行进入香港之前，汇丰银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就在其业绩如日中天之时，中资背景的中行闯进了香港，并在其边上建起了中银大厦。

中银大厦由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设计，整栋楼高300米，形状下大上小，以竹子节节拔高为形象理念，被贝聿铭充满诗意地形容为雨后春笋。可是大厦落成后，所占据的风水格局却给邻居带来了麻烦。香港的风水师出来说，中银大厦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许多尖角和刀刃一样的棱线，特别是那贝氏特色的“三角式”顶端，犹如犀利的钢刀，刀锋一面对着港督府，一面直指汇丰银行，占尽风水之余，也破坏了督署和汇丰的贵气。



于是，为了避开中银大厦那柄尖尖刀刃带来的坏运道，香港展开了一场风水大斗法：汇丰银行在它的楼顶上面架了两尊钢炮，比林则徐当年抗英用的大炮还大，炮口瞄准中银，意为“刀来炮往”；而港督府则是“以柔克刚”，在面朝中银的方向种了六棵柳树挡刹，并在花园里修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转喷水池，寓“时来运转”之意。

风水信仰为什么可以在香港长盛不衰？这与香港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分离不开。

首先，香港的风水文化可谓是香港不同时期内地移民潮的产物。根据史籍和族谱的记载，最早迁徙香港的汉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携子迁居至新界粉岭定居，至今其子孙已经繁衍了25代。元明时期，又有以邓、文、廖、侯、彭五大姓为代表的客家人迁移至新界，他们自成聚落，有土有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842年香港开埠之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来到香港发展，他们散处在港九各地，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般说来，中国的风水理论定型于唐宋时期，并形成了以江西风水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风水为代表的“理气派”，理气派强调以“阴阳”、“卦理”论吉凶，传播于闽、浙、粤、赣等地区。所以，当作为风水信仰载体的赣、闵、粤客家人徙居香港，他们自然也带来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文化，这应该说是香港风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众传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机构的“风水行为”，也为香港的风水文化营造了社会氛围。香港的一些电台、电视台经常会请一些“相学专家”谈运程、看掌相或讲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欢迎，不少报章和杂志也专门辟有“紫微斗数论命”、“神机测字”或“易经占卜”等专栏，由堪舆学家回答读者来信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畅谈风水与命运，解答诸如“睡房布置不宜动”、“克夫克妻相”、“旺宅催财化煞”等问题，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样有关年势运程的书籍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般霸满整个报档，据估计，每年全港运程书约有50多种，年销售量达40万本，若以每本50元计算，生意额高达2,000万港元。除香港媒体的宣扬之外，一些公共团体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各大公园组织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为市民免费看相算命，运演生辰八字。

再次，香港风水文化的盛行，脱离不开港英政府殖民统治时期的管治政策。当年的港英政府在“不干预”文化政策导向下，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发酵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宽松的环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测字等风水习俗才有机会得以保存并壮大，乃至很多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也能够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节、天后诞等。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奉行“经济挂帅”的经济政策，统治期间努力在社会中营造商业主义氛围，实用主义、工具理性逐渐成为人们价值尺度的标准，香港人在追求商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开始借助风水学说抚慰心灵。

香港人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产阶级置业安家。当富豪们长年拥有自己的御用风水师，因为相信风水而受益时，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赚大钱，谋取人生的成功。而风水正是可以“夺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