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DailyMail》报道，7月开始凡金额在25万澳元以上的存款，银行需要多付6个基点的税。

因此新税主要影响到前五大银行（CBA、Westpac、NAB、ANZ和MacquireBank），他们的存款约在1000亿澳元以上。

同时澳大利亚的竞争监管机构将会监督澳大利亚的几大银行通信邮件，以确保他们没有试图将全新的赋税压力强加到顾客身上。

然而监管真的会有用吗，羊毛出在羊身上，征税将使银行利润下降约3％至6％，比如联邦银行（CBA）则可能要支付其利润的3.9%，国民银行（NAB）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则可能需要支付利润的4.9％和3.9％。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G20国家近期的税种与澳大利亚的银行债务税相类似。

这些税种出台主要是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是增加政府收入；

第二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时代稳定大银行的财务状况。

针对英国和欧盟13个国家银行税种进行分析后发现，税收成本转嫁给客户数额大小取决于银行系统集约化程度。

银行集约化程度越高，银行转嫁给客户的税额成本越多，银行股东所承担的税额成本越少。集约化程度越高的银行体系，客户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就越少，在各银行之间转换的机动程度也就越低。反过来，大银行在拥有更多市场定价权的同时又不用承担客户流失的风险。

澳大利亚的银行体系就属于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类型。事实上，就银行系统集约化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处于经合组织国家中等位置；较美国要高，较部分欧洲国家要低。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即澳大利亚银行至少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和/或手续费的形式将部分银行税成本转嫁给借款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G20国家的研究，新征20个基点的税（即0.2%，相当于澳大利亚银行税的三倍还多）可导致贷款利率上调5至10个基点。这也就意味着贷款10万澳元的还款月供（假设初始利率为5.5%）将增加约6澳元。

IMF同样发现，银行税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0.2%的银行税还将导致银行资产增长率降低0.05%左右；实际GDP增长率也会因此降低0.3%左右。

如果银行将新征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银行税就演变成了类似于商品服务税（GST）的另一种间接税。

问题是这样的税种是否会最终演变成“累退税（regressive tax）”（注：累退税是随纳税人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实际税率逐步递减的税制）？低收入群体因此所承受的冲击是否会远大于高收入群体？

较低收入群体贷款数额可能会低于较高收入群体。但是，较低收入群体承担利率上调的能力也相应的要弱于后者。当借款成本上升，这部分群体更有可能无法获得贷款。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如果银行将新征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对于部分较低收入群体而言，银行税也就演变成了购房的一种障碍。

进一步而言，如果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在银行交易额的占比要高，那么银行税无疑成为了一种“累退税（ regressive tax）”，加剧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这也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更难进入房产市场，完成首次置业的希望更加渺茫。澳洲房产的可负担性也将进一步恶化。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变最后遭殃还还是我们这些羊，还可能另外我们房子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