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他上了火车，她在车窗外的薄尘上用手指写出许多来不及出口的嘱托：

“票在上衣口袋里”

“吃东西”

“晚上冷”

“中途别下车”

“常喝水”

下边写满了，就踮起脚，在上边写：“第一次出门，请帮助！”点着字，指着他

...

火车就这么动了，她手臂举得高得惊人，写：“回来”，“来”的最后一笔，一下拉长了。

他看着她飞快地走起来，在棕色的人群里，花白的头发微微起伏。

站台一晃就过去了，他知道她会站在尽头，任凭黄昏到来。

读顾城的《母亲》，那个并没指名道姓的“他”，通通将嫌疑指向了自己。

我们所经历的送行都太相似了。

尤其是喋喋不休兼事无巨细地送行，兴许只能来自母亲——每逢送行，她都焦虑着，总想在这一刻将这一生的经验都传授出去。

年轻人的生活理想常常是大而无当的，母亲提出的生活建议却总是琐碎而有用。

每逢挖掘出一点儿遗漏，挖掘出一点儿可以嘱托的东西，母亲们就极度勤快地往里弥补，往里填充。这样的传授，几乎是终生的。

到了一定的年龄，母亲和子女的谈话通常只能在衣食住行的夹缝里求生。

两个同样成熟的心灵相对，越来越难以辨明愚蠢和聪明，桥和桥的数量、路与路的数量逐渐没有输赢，一个人再也无法做出什么指教，另一个也再听不进什么指教。往复的对白无非是有没有吃饭，吃的什么，或者衣服不能骤减，夜不能常熬。

母亲只得在嘘寒问暖的唠家常和对琐事的叮嘱中，挣扎着靠近。

有多少远方梦，就会有多少送别。

在《母亲》里，有两段话，顾城写得催人泪下：“他上电车，她也上电车；他上地铁，她也上地铁；到了他上火车，就不让她上了。”

母亲的送行总是相似的，安徒生《母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找到自己的孩子，曾追着死神一路追到了地狱。

这是母亲式的饯行：送到不能再送，如若可能，大概会一路送到终点去。目的不是为了告别，而是为了约定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