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进入第二个月，
澳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开始期待着即将开始的崭新学年；
读了一整年的Zoom Uni，如今大家最心心念念的，
还是争取早日告别网课，回归校园。
那些在澳洲留学的生活点滴—不论是图书馆里通宵赶due的极限挑战，还是和同课小伙伴从线下workshop一路约到吃人气brunch店的快乐，其实都将是我们美好的学生时代回忆。但今天，印象君要跟留学生小伙伴们聊的，却不是这些温暖平凡的日常，而是一个更沉重、痛苦，但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也许有小伙伴觉得，校园性犯罪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那些真实的性侵者和性骚扰者可能就潜藏在我们身边；而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留学生，则是尤其高危的易受害群体，他们在遭遇这类性犯罪时，也更难以获得所需的保护和资源支持。
就在最近，来自悉尼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Usyd SRC）的中国留学生们主导发起了一场反校园性侵/性骚扰的运动，
2021年1月24日上午，在悉尼大学校园内，学生们都很熟悉的Fisher Library附近，参加此次运动的学生们集体出发、手持反校园性犯罪、声援受害者主题的海报来向路过人们展示。这些海报都是学生们共同自创作的心血作品，而每一副海报背后，都是他们强烈的心声：
据悉，此次运动的发起人、所有策划人，以及主要工作者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们联合参与学生公开向校方喊话，要求悉大“提供更透明花的处理进程”，并改变学校不合理的性犯罪报告和处理流程以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悉大SRC副主席Maria （葛月）是运动主发起人之一，她表示，在SRC所代表的学生群体中，有许多人都曾遭遇过校园性骚扰。Maria说：“根据SRC获得的信息，许多受害者在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之后，获得的帮助还不够。我们承认出于取证的缘由，受害者重新叙述案件发生经过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存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获得到及时反馈和有效帮助，而且还在配合校方走繁琐报告流程的过程中，一次次地被迫“自揭伤疤。”
本次活动策划人之一、悉大SRC性骚扰问题事务官（Sexual Harassment Officer）Raymond Hao Yan透露，如果一名受害的悉大学生决定向校方寻求帮助，Ta的第一步就是打学校相关部门的服务热线来报告自己的遭遇，Ta的电话则都被统一转接到学校的Safer communities办公室。
（Sexual Harassment Officer Raymond，Picture：Grace Zhengjie Fei）办公室在接到受害者的报告后，会先要求对方填写一份极长的报告表，这份表格甚至需要花上整整一小时的时间才能填完。这时受害同学也许已经送了一口气，以为自己马上就能获得帮助了；但现实却告诉Ta：这段艰难的求助之路，才刚刚踏出第一步，要走完学校的整个相关程序，竟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之久！期间，包括Safer communities办公室、学生事务部（SAU）在内的几大部门共同负责帮助性犯罪受害者，却在交接流程中要求受害者出席不同的取证会议，反复作亲口取证。对于受害者而言，每当他们努力忘记不幸、走向新生活时，都不得不再次回忆且被拖拽回案发时的痛苦之中。
Maria副会长指出，对于性侵和性骚扰案件的幸存者，他们希望的是得到公正的对待，施害者尽快受到惩罚，而自己的生活可以继续。“但多次的校方取证会议，幸存者被暴露于不同的工作人员面前，暂时不说隐私问题难以得到保障，幸存者自身在取证时受到的伤害也是极大的，”她说，“除此之外，有时由于校方在隔离幸存者和施害者方面的拖延，幸存者要被迫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与施害者一同学习上课，这也会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
“学校“审问”我2个月，才相信我是受害者。”
澳洲反校园性侵机构End Rape on Campus Australia在2018年的调研报告Red Zone Report中指出：留学生在校园性犯罪的高危受害群体，而留学生在遭遇性侵害后，往往会倾向于不去报警并进行正式的犯罪举报，这其中的原因则比较复杂，例如外国公民在澳诉讼时间成本高、担心自己签证被影响等等，都可能成为阻止留学生选择报警的因素。
另一种情况则是，留学生受害者基于对学校的信赖，所以在第一时间只选择向学校报告，而不是优先报警。然后现实却是，受害者在走完校方漫长且残酷的反复取证程序后，最后很可能只得到校方一句报警建议，就再无下文。悉大SRC就联络到了这样一位相信悉大、最后却被悉大“辜负”的中国留学生受害人，她的经历是如此令人心痛。我是一名受害者，我也是一名国际学生。我当时还庆幸过，自己已经收集到了相关证据来自证遭遇。（出事后），我并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我当时觉得学校的相关制度已经很完善，足以保护我并为我提供所有我需要的帮助。然而，我却经历了校方两个月之久的“审讯”，只为了（向学校）证明我是真的受害者。他们当时承诺说，会在一到两周内就给我反馈，但后来他们还是在我反复催促后，才给了迟来的回复。结果，他们并没有像一开始承诺的那样给我提供帮助，而是“建议”说，我现在应该去报警。性侵的事情是发生在学期的第6周左右，而我知道期末结束才得到他们的回复。那剩下的半个学期里，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还承诺说，至少他们以后会把我调到（与施害人）不同的tutorial里上课，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
在校内遭遇性侵或性骚扰后，许多学生、尤其是留学生们最信任也最先想到求助的就是学校。因此，为了避免再有像上面这位中国姑娘一样被“辜负”的受害者出现，悉大SRC副主席Maria呼吁校方回应学生们的信赖，积极改善其应对机制：“我们真切的希望校方的处理流程更加清晰，幸存者明确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做哪些事情，比如在哪种情况下应该找警察。我们也希望校方在官网渠道以及后续宣传中，明确分清性侵和性骚扰的区别，可以分类处理。”
当一名中国留学生受害者抱着对学校的信赖，鼓起勇气向学校报告自己的遭遇时，Ta往往还得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英语非母语者，语言障碍（language barrier）很可能会使中国留学生无法顺利求助。
参与主办本次悉大反校园性犯罪运动的留学生组织Penta创始人、同时也是SRC秘书长的Anne Zhao表示，如今普通话已经成为悉大“除英语外受众最多的语言”，但学校相关部分的多语言服务里，普通话选项却始终不见上线。据悉，有中国留学生在出事时选择寻求校方部门帮助和建议，却被告知相关部门并没有提供普通话服务，一道语言的高墙就这样堵在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受害者求助之路的起点。
（留学生组织Penta创始人、SRC秘书长的Anne Zhao)也因此，SRC性骚扰事务部部长及其他SRC工作人员联合向校方提出了完善多语言服务的诉求，希望学校能够把自身宣传时承诺的language service真正办起来：“悉尼大学的宣传部门提供多语种服务，然而在支持自己的学生这样更重要的事情上却没有多语种服务。考虑国际学生在悉尼大学的人数之多，悉尼大学应提供多语种服务，比如提供中文的个案工作者服务。”
最后，我们邀请到了悉大SRC本次运动的合作律师、来自Axegal律所的Herman Yeh律师来就反校园性犯罪及加强受害人保护机制的议题作了点评：
“尽管澳大利亚法律对于性犯罪的惩罚较为规范，然而现行法律体系对反校园性骚扰的约束却十分罕见。这些规定对证据链的建立较难。处理此类事件，警察有时也十分无奈，难以控诉。有时候一些看似“不那么严重”的性骚扰，在遭受侵犯的时候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第一时间如何应对，加上程序上的拖延导致起诉案件十分困难。 从教育者的角度而言，我希望国会尽快立法，降低司法介入标准，但从法律执业者，我们深知这样的机制道长路远。当然，大学作为公共个体，愿我们的国会可以立法要求校方在收到相关投诉后，要在特定时间以不披露受害者敏感信息的方式上报，联合调查机制，给清者一个清白，受害者一个公道。只有在充分法律监督下，才能减少校方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失误，以确保学生的权益能更受保护。”面对潜在的校园性犯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但我们也都可以成为维权和保护者。因此印象君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留学生小伙伴们来关注、支持，甚至是参与到反校园性犯罪的运动中，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加安全、温暖。最后，Raymond作为SRC Sexual Harassment Officer，还委托印象君给小伙伴们带一份名为“如果我是USYD性侵受害者”的体验式问卷，并邀请大家来参与填写；Raymond表示，学生工作人员将负责收集这份问卷的填写信息，并最终将其以议案形式整理递交给悉大校方，敦促校方在相关机制上做出改变。印象君在这里也附上问卷链接，愿意参与填写的小伙伴自行点击：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YDlkx8SGm8uMO45yYMIu1-vkFvryqjm2WSehYAe55fNFgCA/viewform?usp=sf_link（注：问卷在问题设置中采引了一名真实受害者的相关经历，并已征得其本人许可。此问卷采集方为SRC Sexual Harassment Officer Raymond，所采集的信息将严格遵守隐私保护承诺，并只用于向悉尼大学校方提议案来进一步保护支持每一名受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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