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主要建立在新进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而言，移民无疑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同时，移民政策也是澳洲政客们善于利用的一把利器。每每大选来临，移民政策都是迎合选民、争夺选票的必备利器。

例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各州/领地领导人以及部长级官员的首次会晤，即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会议就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出“罗生门”！

反对移民群体总是会断章取义、罗列大量数据和看似事实的现象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2016/17财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速达到1.7%，录得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水平。比如说，悉尼和墨尔本的交通拥堵情况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又比如说，2016/17财年净海外移民人数达到262,000人，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这些看上去都是削减移民计划刻不容缓的理由，对吧？但是事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据Charting Transport的统计，伦敦的人口密度(每公顷80人)和巴黎(每公顷133人)，两者都显著高于悉尼(每公顷36人)，但伦敦和巴黎都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Glenn Withers表示，每年削减移民数量30,000人可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当地居民的福祉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移民十年内可创造的经济效益堪比一个卧龙岗或黄金海岸。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Withers表示：“如果澳大利亚每年削减移民数量30,000人，十年就是300,000人，二十年就是600,000人。若对移民削减政策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进行量化，移民削减十年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堪比我们失去一个卧龙岗或黄金海岸。”

与此同时，移民年龄结构往往较澳大利亚人口平均年龄要小，且技能相对要高于平均水平。进而言之，到2040年，移民削减政策给澳大利亚GDP所造成的损失接近500亿澳元。

此前已有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已经连续107个季度未有衰退，超过现有记录保持者荷兰。后者曾连续103个季度未有衰退。

如果向澳大利亚的政客提问，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经济持续增长归功于稳定的经济管理；央行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经济保持灵活性，通过浮动的货币政策处理全球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事实。

但是这个经济奇迹的根本因素是移民。尤其是在过去十五年里，移民计划大幅上升。自本世纪之交的约9万人，澳洲每年的移民数量已经上升至20多万人。

移民的大幅增加使得澳洲的人口增长率得到大幅提升。在过去15年里，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至1.8％，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0.7％的平均水平。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澳洲俨然可以以高度道德的立场站上世界舞台。然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移民增长为澳洲的执政者提供了一个缓冲带。他们可以借此掩盖他们的财政错误，逃避责任、避免作出艰难的决策。

如果你说经济政策只涉及到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不是不可原谅。但是对永久性和临时性工作者的人口数量上限是否加以限制，对于经济产生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永久性和暂时性移民在早年支撑起技术短缺的矿业建设领域；促使商业和社会服务业持续良好地运行。也正是移民使得澳洲的很多医院、护理院以及外科手术室保持营业。另外，由于很多澳大利亚人因薪资太低，不愿从事艰苦的农活儿，幸好在背包客签证以及季节性工作签证的帮助下，澳大利亚的玉米才得以顺利收割。

正是定向的永久性技术移民以及暂时性457签证帮助补充了澳洲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并因此可以创造更多的职位。

同时，人口越多，意味着对食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越大，从而会产生更多的商机。

另外，若是将年轻移民的目标团体锁定在那些具有高技能的群体身上，将使得其他国家政府在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上的投资最终服务于澳大利亚，还能降低就职者的平均年龄，从而提高税收收入。

海外移民还可以为国家注入新鲜血液，他们拥有擅于发现机会新奇的眼光以及抓取机会的闯劲，可以帮助提振当地的发展。

通过移民推动经济增长本身并无不好。但是过去20年里澳大利亚政府所犯下的错误是：

一方面它们乐于看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完全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支出确保经济能够应对大量移民流入的需求。

结果，就看到很多大城市都不堪重负。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公用事业供不应求。 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对澳洲的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澳洲人的财富分配进一步扭曲。

澳大利亚政府如果真的想要控制预算赤字，而不是简单的依赖无数新进移民来推动经济和增加税基，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就不得不直面严重的财政问题。

也许澳洲政府会开始认真考虑资源租赁税，而不是看着国家的资源财富被取之殆尽而无所作为。外企减税可能会让步于落实公司税。此外富人养老基金和房产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也岌岌可危。

但这么做势必会以衰退作为代价。

事实上，如果按照人均GDP增长来评估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澳洲的经济增长并未如此靓丽。

就年化增长率而言，澳洲的人均GDP增长率与25年前衰退相比仅高出2%。并且这2%只是保持到了新千年后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均保持在1.5%和1%的水平。在2009年，按人均增长率衡量的话，澳洲的经济已经呈逆转态势。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70年前，对任何 “外来事物”的极端不信任和排斥从来都是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奉行的政治体系为“白澳政策”。

然后，随着战后移民热潮的涌现，欧洲难民纷纷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家园、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移民的到来永久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当然这种改变绝大部分是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好。例如20世纪90年代大量亚洲移民的涌入。

尽管澳大利亚历届领导人一再表示澳洲对文化多样性持包容的态度。但是澳大利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外不信任从未真正消除。从对中东移民的敌意似乎就佐证了这一点。

人们存在固有的偏好。在移民水平方面，无论是关于亚洲大陆的环境敏感性还是对经济的影响，都不可能有绝对明智的辩论。

对移民问题，提出异议的人往往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而纵观澳大利亚内政部发布的人口政策，却已经明确的向外传达了自己的“移民偏好”——新西兰人。

澳大利亚内政部于2018年年中推出的“新西兰优先，可占用亚洲移民配额”的政策即保受非议。据了解，每年澳大利亚独立技术移民签证计划中大约44,000份签证配额主要是针对亚洲国家的申请人。但是，按照最新的移民政策，目前在澳大利亚工作和生活的约10,000名新西兰人也会占用该项目的签证配额。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希望把新西兰签证项目和现有独立技术移民签证项目进行合并。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可不用新增移民签证总配额。换言之，每年的新增移民数量得到了控制和变相的“削减”。

他说：“新签证评估标准和澳新之间的特殊关系背景相关。”

据了解，在莫里森上任后首次召开的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大会上，当他抛出削减永久移民年度配额从190,000人到160,000人的计划时，除了新州政府明确同意降低移民配额外，其他各州都表达了反对削减移民的意愿。其中，维州州长明确表示不会支持移民削减计划，而西澳州长则谈起了条件。

新州州长Berejiklian呼吁对该州每年移民配额进行减半至45,000人。同时，Berejiklian还敦促联邦政府考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给予各州/领地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移民水平。她说：“长期以来，新州一直饱受人口持续增长的困扰。但是却没有人问问我们自己的意见，即移民来了住哪，需要怎样的配套设施和服务。”

与此相反，维州州长Daniel Andrews则坚持己见，强调削减移民并非解决城市快速扩张问题的答案。在会前，维州州长就明显表态：削减移民，不可以！

西澳大利亚州长Mark McGowan则表示：“削减移民可以，转移移民也可以，但是前提是联邦政府必须给予该州足够的资金，用于道路和医院建设。”

南澳州长Steven Marshall和北领地州长Michael Gunner则希望通过人口增长来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澳洲，消减移民的动机很大程度上都与争取选票有关。而澳洲即将于明年5月份左右迎来联邦大选，可以预想的是，政客们或以经济稳定、或以解决交通拥堵、或以环境保护为借口而剑走偏锋。

但是，没有移民所带来的“人口福利”，澳洲未来的增长引擎又在何方？随着矿山产能趋于饱和、资源价格下行、东部沿海住房繁荣最终无法持续、移民数量回落，澳洲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或许，澳大利亚只有在经历一场衰退后才能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合理规划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