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5月18日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只剩下了最后两个星期，而最近朝野两党的选票争夺战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澳洲华人的比重与影响力不断扩增，华人选民也成了自由党与工党竭力争取的“关键一战”。尤其在那些民调票数差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或许一票之差就可“变天”的边缘席位，华人选民的投票显得尤为关键。

因而大选在即，两大党派纷纷表明了对华人选民的重视。比如澳大利亚工党领袖Bill Shorten（肖顿），就在今年三月新州党魁Michael Daley（戴利）被爆“亚洲人在抢走工作” 言论、败北新州选举不久之后开展了一场微信直播。肖顿在微信语音中表明了立场：

“我想澄清的是作为联邦工党领袖，我不同意他（戴利）的评论，而且他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评论。戴利如今不再担任，且不会再次当选为新州工党领袖。”

“Bill Shorten与工党”的微信账号 / 来源： Jack Fisher

而近日，工党的几项政策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与舆论的中心：

投资者尤其关心的负扣税改政策、被莫里森总理称为“向数万名退休人士窃财”的股息抵免制度改革，以及工党政府在Future Asia（未来亚洲计划）下的中澳贸易前景。

为此，《澳洲财经见闻》在5月3日与工党的影子贸易及投资部长Jason Clare（克莱尔）、以及参议院候选人Jason Li（李逸仙）、Reid选区候选人Sam Crosby (克罗斯比) ，进行了一场时长半小时的圆桌访谈，为大家一一答疑解惑，拨开诸多争议迷雾背后的真相。

Jason Clare（居中），Jason Li（左）与Sam Crosby（右）

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一直以来都是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地说，负扣税操作，即是在一个财政年度中，当维持投资物业的现金支出（例如银行贷款利息、水费、电费、管理物业费等）与非现金支出（房屋折旧等）超过了投资收益（通常指房租）的时候，那么所带来的负向应税收入，可以抵扣其他当年的工资、资本利得等正向应税收入。

工党承诺，如果赢得大选，从明年1月1日起，将只面向购买新房的房产投资者提供负扣税优惠，但政策实施日之前已享受优惠政策的投资者将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在政策实施日之后投资二手房物业产生的负扣税，只能抵扣其他投资收益或资本利得收益，而不能直接抵扣当年工资这些基本收入了。

影子贸易与投资部长Jason Clare（克莱尔）对此表示，“现在悉尼遇到的问题是，很多人想要买房，但是现在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我们通过这项负扣税改革，可以促使开发商提供新房，以满足澳大利亚的新房需求。”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澳大利亚房产的中国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你只能在澳洲投资新房。而这项税改政策实际上是给澳大利亚的投资者也创造了一个同样的激励因素——如果你想要投资房产中享受税收减免，那么你可以投资新房。” 

Jason Clare / 来源：Justin Lloyd

克莱尔补充，“这样，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将会出现更多的公寓和房子来匹配人们的需求。我们的税改正是为了如此。”

此前已从事律师行业15年的工党参议院华裔候选人Jason Li（李逸仙），附议了影子贸长的 “投资人仍然可以选择通过购买新房享受负扣税优惠” 说法，并补充说明：其实对于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海外投资者，负扣税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并不适用，因为这些投资者在澳洲并不太可能有工资收入可被用于抵扣。

Jason Li / 来源： JESSICA HROMAS

而关于市面上对于负扣税改政策可能会导致澳洲房价进一步下行，以及房租上涨的担忧声音，克莱尔表示，“我们并不认为这项政策会降低房价” ，他补充，“这项政策会使投资去向该去的地方，建立一个对年轻的投资者来说更合理公平的市场。” 

曾在研究机构Mckell Institute担任首席执行官、工党Reid选区候选人Sam Crosby（克罗斯比），也对此发表了看法：“过去几年中曾经发生的，是每年高达10%、12%甚至13%的巨大增长——这太疯狂了。总有一刻会走向收缩。” 

Sam Crosby / 来源：David Maguire

“我们想要达到的是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实现更缓慢、更稳定的增长。这样一来，房地产市场仍会发展，但是不会再走入像这样’大起大落’的循环（Booming Dust Circles）。”  

曾经在7年之前就参与过该政策研究的克罗斯比称，“目前的房租市场上方罩着一张’安全网’。这项政策并不会带来一个突然的打击——已经在享受负扣税优惠的房主，也仍然可以不受影响继续享受负扣税。”

除此之外，对于此前统计结果存在争议的影子财长Chris Bowen（宝文）所发表的负扣税改带来的财政营收数据，影子贸长克莱尔补充，在下个星期工党政府将会公布完整预算，届时将会在临选前公布包含该项政策在内所有政策的详细信息。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工党政策焦点则是Franking Credit（股息红利抵免）制度改革。

所谓红利抵免，就是纳税人在获得企业股票分红前，政府会向企业收利润税，在股东拿到分红后则可以把这些税款拿来抵扣之后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如果红利抵免超过应交的所得税和其他的医疗保险税之后还有剩余，就会以现金形式返回给纳税人。

而在工党此次制度改革中，虽然股东仍然可以使用红利抵免抵扣应交税金；但抵免后仍有剩余的情况下，不再以现金形式返还。

这项制度引起争议的原因是，原先的多数返现流向了自我管理养老公积金基金（self-managed superannuation funds，缩写SMSF）。而当红利抵免返现取消之后，一部分拥有SMSF、一直收到现金返款的退休人士们拿到手里的钱便自然会减少。

克莱尔在访谈中确认，这条政策对于所有养老福利金领取者（pensioner）而言，不会受到这条新政策的影响。

而针对网络上关于这项政策的不实流言，李逸仙与克莱尔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刻意抹黑。

克莱尔澄清，“自由党政府今年一直在做小动作（very mischievous），创造了这是针对退休人士收税的错误印象——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谎言。” 他补充，“事实上，受这条政策影响的人非常少，而且都有较高的收入。”

“自由党不但从27万养老福利金领取者，裁去了9万人；而且过去6年中，自由党试图将领取养老福利金的年龄提升至70岁，而工党在阻止这个发生。这是自由党政府做过的事——试图阻止、减少或延迟发放养老福利金。”

克莱尔在访谈中还表示，红利抵免改革意味着“只是退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的模型，人们还是可以享受红利抵免。区别是——只不过再也收不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寄给你的那张支票。”

他补充说明这项制度改革将联邦省下一大笔钱，从而为学校与医疗建设等人们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方面赢得更多的资金基础。

“我们在走乡串巷与选民们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虽然人们的问题各有不同，但是关注点多在于扩张学校、医疗方面建设的资金…还有像添置路灯、疏通道路等。” 克莱尔强调，“这些都需要钱。这也是税收制度存在的重要性，这可以使澳大利亚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被优先解决。”

“澳大利亚是唯一存在红利抵免退税的国家。现在是一年60亿——很快会上升至80亿澳元，这比澳大利亚政府花在所有公立教育事业上的资金还要多。” 

他补充，“而我们现在每年省下的60亿、将来的80亿澳元，都可以在将来被投入到那些人们觉得真正重要的方面当中——比如升级医院、给予当地的学校更多基金，以及提供更优惠的幼儿托管等。” 

“为了使税收制度更合理化，会需要作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来源：Stefan Postles

克莱尔以幼儿托管福利政策举例，“上个星期，我们刚公布的一项政策就是针对家庭年收入在6.8万澳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幼儿托管。而优惠政策惠及所有家庭年收入在17.5万澳元以下的澳大利亚家庭——也就是说，将有100万家庭从中受益。”

他补充，“除此之外，300万退休人士与老年人还可以享受人生第一次的免费牙医保障。很多澳大利亚老年人不敢去看牙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慢慢脱落，也有可能非常影响健康。而这项保障澳洲老年人免费牙医的政策就需要花费24亿澳元。”

“而为了负担这些福利——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现有的税收制度去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可以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根据工党公布的未来亚洲（Future Asia）计划，肖顿政府将带头改变澳大利亚的态度，推动全国范围的努力以加深并拓宽澳大利亚与澳洲之间的关系。

克莱尔对此表示，“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在向我们周边倾斜。每一个人如果都对这片区域足够了解，都会了解到不仅仅是澳大利亚，这片区域的所有国家都有着无穷的机会。如果存在30亿左右的中产消费者——从澳洲到中国再到印度，那么这里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市场潜力。”

他表示，澳大利亚现在在资源、农产品，教育建设与出口方面都已经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能做的还能做很多。”

”澳大利亚企业在新西兰的直接投资数目，甚至比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所有剩下的亚洲国家都加起来的总和更高。” 

克莱尔补充，“比如在新西兰，有18000家澳洲公司做生意；而只有7000家澳洲公司在中国。”

“我们认为重大的改变需要发生。 澳大利亚需要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巨大的机会，从而变得更加繁荣。”

除了旨在鼓励澳洲企业与高管前往亚洲“开拓商机”之外，克莱尔还表示，这项政策还代表了澳大利亚本身最珍贵的资产之一“亚裔侨民”：“事实上，在澳大利亚，目前十分之一的人都有亚裔血统。”他在访谈间补充，自己的孩子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妻子就是越南裔。

Jason Clare与妻子/ 来源：Philip Blatch

虽然克莱尔对已经持续多时的“煤矿出口禁令”并未表态，但是针对中澳之间的贸易问题，他强调，刺激澳大利亚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的最好途径，就是以专业（Professional ）的方式解决。“在任的政府在过去犯下了一些错误。”

当被提问“这包括华为吗？”，克莱尔矢口否认，“不，不是，工党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与在任政府一致。”

“但在任政府在处理中澳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些不专业、也不必要的政治语言。” 

他补充，“问题和分歧总会出现。但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领导人们能坐下来，用专业、尊重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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