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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月16日星期一，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宣布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个人净资产积累超过1,500亿美元，成为近代史上最富有的人。
7月17日星期二，澳大利亚养老金投资者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uperannuation Investor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企业老板的总薪酬在2017年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
最近这两周对于公司高管们来说，这两份名单的出炉，仿佛看到了一座灯塔，指引他们在未来道路上奋斗。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或许意味着工资增长停滞不前，陷入跳槽再找新工作无尽的循环之中。
因为，如果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那么显然财富正从越来越多的人手中消失。
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老板薪资
这是第17年澳大利亚退休金投资者协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uperannuation Investors，简称：ACSI）对澳交所2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这些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工资还处于上升阶段，平均工资增长创下4年来的最高水平。
澳交所排名前100公司CEO的实际薪酬中位数上涨12.4%，至436万澳元。平均工资上涨9.3%，至623万澳元，首次超过570万澳元。
澳交所排名在101-200的公司CEO的实际薪酬中值增长22.1%，至176万澳元，略高于14财年的高点（174万澳元）。平均实际薪资增长了11.8%，至226万澳元。
在这些CEO当中，达美乐披萨（Domino’s）首席执行官唐·梅杰（Don Meij）以年薪3,684万澳元领跑，其实际收入几乎高出法定工资的8倍。远高于他2016年的2,103万工资。与2017财年一样，Meij的高薪是由于达美乐股价迅速上涨，高于作为股权激励而授予的期权的行使价格。
2017财年，薪资排在前10位的CEO，除Meij以外，还有6个老面孔。包括：西田集团（Westfield）劳伊兄弟（Peter & Steven Lowy）、麦格理集团的Nicholas Moore、Ramsay的Chris Rex、James Hardie的Louis Gries、Amcor的Ron Delia以及澳航的Alan Joyce。
相比较而言，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越来越富有，财富积累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普通个人及家庭收入不均整体情况几乎没有变化。
普通人工资增长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就是一个常用来考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情况的指标。基尼系数的范围为0-1。其中0表示完全均等，所有人收入一样；1则表示完全不均，等同于某个人拥有所有的收入。
根据HILDA的调研数据，澳大利亚2000-01年和2014-15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03和0.296。换而言之，几乎没什么变化。
澳大利亚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还不如一杯咖啡的价格。
抛开物价因素，工资实际每年只增加$3！让消费者感到沮丧，但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增长甚至可能被未来一年不断上涨的电费碾压，要知道新州和维州电费价格上涨高达$300。
纵观整个经济，私营部门的工资收入正在努力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使得食品杂货对消费者来说越发昂贵。 低迷的工资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 2004-2008年家庭收入每年增长超过$50，而现在澳人要接近这一数字的希望更加渺茫。
同时，悉尼和墨尔本房价高企，虽然在2018年出现小幅调整，但依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贫富差距仿佛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越拉越大。
30年前，年轻人赚取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但如今，在许多国家，年轻人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要低20%左右。
年轻人需要安家置业，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举例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拿着几千澳元的收入，然后租了一套公寓当中的一个单间，而这套公寓可能价值上百万，你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
住房以及租金就是资本回报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工资的增幅（绝对数额，而非百分比），恐怕很难赶上房价的增幅。仅此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差异，就足以拉开代际之间的收入。这样的难题，全世界皆是如此。
比如，曾经有一位澳洲华裔女学生就写过一封公开信，表达对于前途的迷茫：“我们家10年前买的房只有4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如今它的市场价值已经翻倍至8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00万元），这样的涨幅超过了我父母薪水的涨幅，而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后的薪水预期，也就我父母当前的收入水平。曾经看似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就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变得遥不可及。”
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会问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费贷款，这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
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截止2017年11月，全澳成年全职工，人均年收入大约在$84,661澳元。这个看起来非常可观的收入与这些公司高层比起来仿佛有些相形见绌。ACIS的报告中指出，17-18财年澳交所前200家公司CEO的固定薪酬差不多在191万澳元左右。
23:1的差距，这还是在澳大利亚。如果是在美国，CEO与员工的平均薪酬比率现在已达到339比1，最高差距接近5,000比1。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美国国会议员基思·埃里森发表的名为《报酬还是囤财?》的研究中指出，通过对225家美国公司近1400万名员工的数据研究发现，他们年收入总额为6.3万亿美元。
在报告数据库中的225家公司中，有188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可用于支付超过100名员工；在所研究的225家公司中， 219名员工平均需要至少工作45年才能抵得上其首席执行官一年的报酬。
你真的以为这些“C”字打头的高管们在公司扮演者“上帝”的角色，他们对于公司的贡献真的就比你多二十倍乃至上千倍吗？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他们为公司主要做哪些巨大贡献？
在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希望可以邀请亚马逊(Amazon)、沃尔玛(Walmart)、麦当劳(McDonald’s)和迪士尼(Disney)的首席执行官们，让他们能够坐下来与自己的员工面对面进行沟通，来解释下为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员工为了温饱而拼命奋斗时，他们可以得到巨额的薪酬待遇。
悉尼科技大学Carl Rhodes教授和Peter Fleming教授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企业精英所享有的巨大收入与澳大利亚所谓的’公平’文化息息相关。”
虽然，各大公司高层在2017年平均每年净收入增长超过12%，达到436万澳元，但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却创历史新低，而且仍然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
即便是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也承认，高端薪酬似乎“异常高”。要知道，特恩布尔总理通常对澳大利亚企业都是全力支持的。当总理都承认高端薪酬看起来“非常高”时，情况肯定已经变得相当糟糕。
然而，在人们的强烈抗议声中，仍有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为这些大公司中”C”字开头的高管辩护。
“高管薪酬专家们”反驳称，社会上的批评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如果澳大利亚企业想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更具有竞争力，那么这些公司所提供的薪酬实际上应该更高。
有人认为，CEO们理应获得丰厚的薪酬，因为他们独自带领公司走向成功。任何其他的建议都被贴上了愚蠢的民粹主义标签。
证据？
德克萨斯州A&M大学的MarkusFitza最近公布了一项名为“CEO们到底有多重要？”的研究。
从1993年至2012年，MarkusFitza调查了1500家美国最大公司的，并根据CEO们对公司业绩的实际影响程度，统计出了所谓的“CEO效应（CEO effect）”。
他发现，在这些公司中，CEO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财务表现的更好与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带来的，不如将其解释为随机运气或机遇。
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的Weijia Li和Steven Young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2003年至2014年间，他们选择了英国最大的350家公司。这些公司的价值（投资/资本回报率）仅增长了1%，但同期高管薪酬却增长了80%，其中大部分被描述为与业绩有关。英国政府现已采取措施，以控制首席执行官的过高薪酬。
听上去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平时被我们所崇拜的CEO竟然只是运气好？其实，这些大公司的CEO通常有两大作用：日常职责和投资未来。
日常职责：与各部门沟通了解现状，这是与企业产出直接挂钩的，所以高管的部分薪酬也与产出挂钩；
投资未来：这需要考验他们对于新领域投资价值的判断力，也会极大地影响着高管的收入水平。
落到实处，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从辛勤工作的人那里“榨取”价值和财富。
公平？
此外，所谓的“商业英雄”通过非凡的功绩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排名前十的CEO均是“满面笑容”的男士。
虽然说，2018年澳大利亚女性CEO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在澳交所前200名上市公司中，现在仅有12名女性担任最高职务！女性高管不仅是人数少，平均收入也比男性少100万澳元左右。
公司高层薪酬的快速增长，这是在过去30年中形成的一种新的趋势。尽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无论从全球金融危机到各种不平等程度，这类群体都是对社会和经济有害的。
但是，在当前这个社会中，企业CEO无疑已经成为公司乃至生活各个领域的典范，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求职者，甚至是寻求爱情的人，都希望自身可以拥有他们身上某种品质。
CEO薪酬水平从侧面反映了精英企业的特权和权利文化。在澳大利亚，事实上这些人对公司成功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公司工资应该设定上限。大多数人认为，最高限额应该在720,000澳元左右。
那么，为什么不立法建立一个让CEO们在一天的工作中获得公平报酬的制度呢？
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的温迪·布朗(WendyBrown)教授所讲的如今的政治共识是：以牺牲民主为代价，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贫富差距的这个问题，只能从根本上治理。
END
“苹果核”式的构造正是如今我们社会财富分配的体现，巨大的差异让人旁若置身两个世界。当你在为明日房租发愁时，你的老板可能刚刚买下第8套房子。
这个社会注定了暂时无法改变，但也别灰心，你与他相比欠缺的或许只是运气和时间。
最后，突然想起了郭德纲的段子：“说相声这一行，健康非常重要，10个对着骂街，9个走在你前面，你存活的最久，那你就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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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the conversation、ACSI、澳洲财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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