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澳大利亚经历了最炎热干燥的一年。牛羊养殖者被迫减少牧场活畜数量，导致全国牧群数量降至历史低点，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危机，也考验了红肉养殖者的活畜种群重建能力。

数据显示，去年澳大利亚成为最大的羊肉出口国和第二大牛肉出口国,其红肉出口量约占全球红肉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非洲猪瘟(ASF)的爆发，推动了市场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中国仍是澳大利亚红肉主要市场。

在过去的五年里，澳大利亚红肉和活畜成交量保持相对稳定，据报道2018 – 2019财年略有下降。尽管如此，同期红肉和活畜的行业营业额仍有显著增长，而红肉行业即使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天气之一，其行业附加值和就业水平也仍然保持稳定。

过去20年，全球肉类消费量一直在稳步增长(见图5)。根据联合国粮农贸易组织数据，全球牛肉和小牛肉总消费量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羊肉、猪肉和家禽消费量增速分别为2%、2%和4%。2019年，羊肉占全球肉类（不包括海鲜）总消费量的5%，而牛肉和小牛肉占21%。家禽和猪肉分别占36%和38%。

尽管澳大利亚红肉的人均消费量持续下降，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消费国之一，2019年人均牛肉消费量为25kg。

近年来，虽然羔羊的零售价格攀升，澳大利亚仍是世界上人均消费羊肉最多的国家之一。2019年，澳大利亚人均羊肉消费量下降至6.8kg(见图6)。随着全国羊群数量的减少和生产重心的转移，澳大利亚国内成年羊肉消费极低。消费者更喜爱羔羊肉，加上出口市场对高质量羊肉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的成年羊肉多用于出口市场。

过去10年，2/3的澳大利亚消费者维持了红肉的消费水平，29%的消费者减少了红肉的摄入量，8%的消费者增加了红肉的消费量。

2019年，澳大利亚是紧随巴西成为第二大牛肉和小牛肉出口国(见图8)，也超过了新西兰成为最大的羊肉出口国(见图9)。而中国仍是最大的牛肉和小牛肉进口国(按数量计算)，其次是美国和日本(见图11)。2019年，中国进口位列第一。

2018-19年，澳大利亚红肉和畜牧业营业额为725亿澳元，约占澳大利亚主要产业营业额的2%，比2017-18年修订的数据增长7%。育肥场和农场部门（肉牛、羊和混合饲养）营业额的显著增长，使2018-2019财年期间营业额比2013-14财年增长42% (见图14)。这是因为出口市场对谷饲牛肉的需求增加，生产者将育肥场作为缓解干旱的主要渠道。

较2013-14财年加工行业的营业额增长了38%，同期批发行业增长了32%。国内零售业的营业额在此期间增长了14%。其中，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占红肉和畜牧业营业额的70%以上，其次西澳(14%)和南澳(9%)(见图16)。

此外，受全球市场对高品质蛋白的需求推动，2013-14财年至2018-19财年，澳大利亚红肉和畜牧业附加值大量增长，达到89%。另一方面，该行业在此期间还解决了大约43.4万人就业问题。数据记录了近77500家红肉和畜牧成交量，比2017-18财年下降了3%，但与2013-14财年成交数量持平。

截至2019年6月30日，澳大利亚牛群数量为2470万头，同比下降6%(见图39)。持续干燥的环境和主要出口市场对谷饲牛的需求增加，2019年第四季度，澳大利亚的育肥牛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24万头。

同年，谷饲牛肉出口占澳大利亚牛肉出口总额的28%，比近5年平均水平高出2% 。出口总量为314070吨swt，同比增长2%(见图45)。2019年，日本是澳大利亚谷饲牛肉出口的最大目的地(按数量计算)，与近五年平均水平相比，出口量减少了2%，对韩国的出口增加了10%，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加了两倍。

2019年澳大利亚牛肉出口总量为123万吨（swt），同比增长9%(见图49)。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出口市场(按数量计算)，总计333,224吨（swt），比2018年增长68%(见图50)。中国占澳大利亚市场份额的27%，其次是日本(23%)和美国(22%)。2019年出口额高达108亿澳元，同比增长25%(见图49)。其中活牛出口总量为130万头，比2018年增长20%(见图51)。

尽管极端洪水和森林火灾危机长期造成长期影响，但在COVID-19期间，红肉供应链按照其“基本”服务的分类，在全球消费者的食物供应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红肉行业已经适应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然而，最近事件的频率、严重性、广泛性都有所加剧，这将对红肉供应链产生长期影响。

此外，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家庭都喜欢吃新鲜的牛肉和羔羊肉。新鲜度、价格和制作方便程度是影响消费者红肉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多数澳大利亚家庭表示，他们的红肉消费水平并没有变化。

几十年来在全球市场的联合行业投资，使澳大利亚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建立了良好声誉，这将继续支撑消费者对澳大利亚红肉的强劲需求。

来源：澳洲肉协M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