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个位数倒计时，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再次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而美国政府近年来发起的贸易战，以及通过地缘政治等形式持续对中国的发难也成为了下一任期的关键。

几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欧（Mike Pompeo）访问日本，在东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外长进行了会晤，并表示美国考虑将上述三国纳入“亚洲小北约”的国防合作组织，以此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亚投行（AIIB）2019年年会在卢森堡举行

对于强硬的特朗普政府来说，铁腕遏制中国崛起并迫切寻求盟友联手与中国“脱钩”依然是其施政纲要上的不二之选。虽然近年来再次抬头的一些极端种族冲突事件以及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创伤，但是一些“地区保护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支持者却依然不改对特朗普的热爱。

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也许特朗普的魄力和改革的决心深得民心，而这种护犊子式的“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态度并没毛病，这也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去实现的目标。但是，这种同样蛮横且自私的态度却早已得罪了许多人，这其中就包括欧盟在内的老牌资本主义盟友。

这种得罪，甚至是刻意冒犯也可能为特朗普政权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几位匿名欧盟高级外交官于上周向路透社透露，欧盟更希望看到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因为他所承诺的重返全球化将“恢复全球秩序”，而欧盟正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无独有偶，前不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上同样对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中美冲突，以及被迫卷入旋涡中的其他国家进行了蜻蜓点水式的表态。

陆克文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中美争端是否会将全球带入一个“新冷战”的局面，而许多像联合国这种主张多边主义的全球组织，都在运作上遭到了严峻挑战。

前总理的言外之意呼之欲出——美国单方面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世卫组织（WHO）等机构，正是在掀起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但美国恰恰是这些权威国际机构的创始国。

不过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位前领导人，陆克文同样呼吁西方国家仔细分析中国的全球战略，而不是一味盲目抵制，特别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科技、就业市场以及金融市场方面都有合作，如果这些领域也爆发全面对抗，那么其他“旁观”的国家应该想好对策。

除了陆克文，德国前外交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也就中美对抗形成的“冷战1.5时代”发表了看法。

加布里尔表示：“如果欧盟遵照美国旨意去与中国脱钩，那么这样一场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叛逃，对于欧洲来说可能会成为一记写入历史的乌龙球……如果不和中国合作，像气候保护、防止核扩散以及未来的疫病大作战这样的全人类任务，要怎么来完成？”

但是，为了制约一个日益强大且自信的中国，加布里尔建议西方国家应该与亚洲的民主政体加强合作，这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

加布里尔所构想的这种合作，是通过西方阵营在世贸组织（WTO）中推进改革来重新制定市场规则（多边关系），以及在对非洲等贫困国家的援外合作项目上来实现对中国的牵制。

那么建立一个巨大的西方阵营来对抗中国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

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德国之声》记者泽林（Frank Sieren）就立刻反驳了前外长的观点。

泽林指出，就连欧洲国家都无法对中国采取统一的态度（比如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参与5G网络建设），现在居然提议要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制衡，多少有些痴人说梦的意思。

首先，目前西方阵营中的中坚力量无非就是美国和欧洲（包括英国），这种国家利益的高度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和文化背景。

如果硬要拉拢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那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愿意入伙，但是东南亚各国、韩国、印度甚至连美国在东亚地区最牢靠的盟友日本都不一定愿意。

2020年9月，位于希腊拉斯波斯岛的难民营发生蹊跷大火，数万名难民无家可归引发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踢皮球”

除此之外，东西方社会的生活理念和经济地貌同样存在巨大差异——亚洲各国几乎全部属于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虽然在经济发展方式和速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处在一个漫长的上升周期当中。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早已完成发展并已定型。当亚洲正在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主权自由的同时，西方社会的主要精力却放在如何固守既得利益。

这点可以从两者的经济驱动力上看出，西方社会的消费模式和债务比例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全球经济增长占比的下降不但代表了地区经济增速的减缓，还从侧面反映出了欧盟甚至美国在与亚洲国家合作往来过程中的力不从心。

不仅如此，在减少对欧美依赖的同时，亚洲国家之间还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合作方式，而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亚投行（AIIB）还是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新兴的机制和渠道都在帮助亚洲加速增长。

在中美贸易战打响的两年后，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东盟却一跃而上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在过去8个月内的双边贸易总值接近3万亿人民币，增幅高达7%，占到中国外贸总值的14.6%。

与此同时，身处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被推往前线，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制约中国的两颗重要棋子。从大麦、红酒到棉花和矿石，澳大利亚在被迫损伤与最大贸易伙伴关系的同时，欧盟却悄然赶上，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达到2.81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东盟。

面对“叛逃”和“忠诚”的盟友，美国其实自己也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特朗普对在华美企发出“最后通牒”：那些将生产线撤回美国境内的企业将获得减税等奖励，而那些逾期拒绝返回的则从此无法参加任何政府招标项目。

但是就在上周，象征新能源和电动汽车未来的美国公司特斯拉（Tesla）就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录得创纪录的87.7亿美元营收。

在财报中，特斯拉表示公司已经具备在2020年内交付50万辆电动车的产能，并从10月起将15万辆Model 3电动汽车出口销往欧洲市场。

不仅如此，特斯拉公司不但没有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反而对其在上海建造的超级工厂（Gigafactory）进行了二期工程大幅扩建。该公司表示，第三季度的创纪录利润离不开上海超级工厂的新增产能。

除了美国企业以外，欧洲制造业巨头同样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德国宝马集团（BMW Group）和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同样在中国沈阳和杭州湾的工厂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

戴姆勒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卡列纽斯（Ola Kallenius）就在近日表示，未来10年内，中国将巩固其作为奔驰最大市场的地位。而戴姆勒公司在2019年就在中国售出了70万辆包括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 Benz）在内的乘用车，成为第二大市场（美国）的两倍以上。

作为德国汽车三巨头之一，戴姆勒公司还表示，如果将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或者对欧盟产生更大影响，那么该公司将尽力去改变德国政府甚至欧盟的立场。

戴姆勒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卡列纽斯（Ola Kallenius）在生产线上发表演讲

除了欧盟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青睐与依赖，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改善。

以今年6月底出台的香港《国安法》为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80个国家中有53个国家对中国政府表示支持，在27个提出批评意见的国家中，只有3个来自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

所以，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历史文化背景的共融性，亚洲国家之间的默契和经历，都将为构建未来50年全球发展奠定重要基石。

而作为欧盟，甚至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五眼联盟”成员，是否应该争取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加友善的外交和经贸关系？

并且能够在经贸和金融领域上不与美国脱钩的情况下 分享未来新亚洲共荣圈带来的果实？

当然，要在这股强烈的反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中流砥柱，将是大量传统西方阵营领导人需要去研究的课题。

参考来源：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daimler-trade-protectionism/daimler-chief-eyes-china-growth-as-trade-tensions-rise-idUSKBN27518K

https://data.oecd.org/conversion/purchasing-power-parities-ppp.htm

https://electrek.co/2020/05/21/tesla-gigafactory-shanghai-expansion-back-in-full-swing/

https://electrek.co/2020/03/27/tesla-gigafactory-shanghai-production-amid-factory-shutdowns/

http://sputniknews.cn/china/202010211032348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