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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费越来越贵
走进死胡同
两大系统互掐
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很难
前言
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系统可以说让人羡慕。
但是，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澳洲私人医保体系陷入了一个“死胡同，难以为继”。并建议联邦政府取消对私人医保行业30%的退税补贴，用这笔钱直接补贴公立医疗体系Medicare。
相反，澳洲最大医疗保险公司之一NIB公司的负责人Mark Fitzgibbon则呼吁联邦政府取消国民医保Medicare，并且强制实施私人医疗保险制度。
Mark Fitzgibbon表示，没有“政府垄断”的Medicare，陷入困局的私人医保行业可以快速走向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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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越来越贵
图：澳洲房产评估师Peter直言，保费越来越贵
澳洲房产评估师Peter和他的妻子Danielle一共生育有三个小孩，分别是8岁的Cooper、6岁的Rachel以及3个月大的Hudson。每年他们需要为自己和三个小孩支付的私人医保费用大约为4800澳元。
在接受调研时，Peter表示如今的私人医保已经是变得“越来越贵，超出了很多人的可负担范围。”
尽管Peter并不反对购买私人医保的必要性，但是却也开始考虑降低私人医保的承保级别。
过去十年，私人医保保费年均上涨幅度介于4-6%区间。2019年虽然是私人医保保费上涨幅度最小的一年，但是也达到了3.25％。
相比同期1.8%的通胀率和2.3%的工资增长率，对于澳大利亚居民而言，保费实际上涨非常明显。
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样的涨幅并非不可预料。截至2017年的十年间，公共医疗系统支出年涨幅接近7%。同期患者自费部分也以每年5.1%的速度递增。
相关数据显示，患者就诊次数以每年4%的速度上升，而医疗价格通胀率每年上涨2%。许多医院手术和流程，如心胸外科、结肠镜检查、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术等，每年增加超过5％。
尽管联邦政府每年用于补贴私人医保的支出高达60亿澳币，但是私人医保的成本还在继续上涨。
雪上加霜的是，自2014年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对退税实施指数化，所用的计算公式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与行业加权平均保费增长之间的差异。随着指数化的实施，澳大利亚居民退税逐步下滑。
例如，2013/14年度，年龄在65岁或以下且收入低于88,000澳元（基本级别）的投保人可获得30％的退税。目前，同一人群获得的退税仅略高于25%。
另外，从今年4月1日起，政府退税减少0.1％至0.5％，具体减少幅度取决于投保人所处的收入级别。以典型住院保险家庭而言，每两周保费约为140澳元，退税减少意味着每两周保费增加1澳元。
和Peter一样认为私人医保“越来越贵”而动摇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2
走进死胡同
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私人医保保费越来越贵，超出了很多人的支付能力，整个行业可能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年轻人，现在都不买私人医保了。
研究所项目负责人Stephen Duckett表示：“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保费涨幅要远远快于同期的工资涨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购买私人医保，尤其是那些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年级较轻的人。”
“但是这样一来，留下来的人都是发病概率大，就医成本高的人群，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不堪重负，只得进一步上调保费，导致更多人退出，继而形成一种死循环。”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期间，20-29岁投保人群下降了8％。
罗伊摩根（Roy Morgan）对超过5万名澳大利亚居民的最新调研结果也显示，在过去五年中，认为私人医保属于“必备”的投保会员数量从65％降至55.4％，其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下降幅度最大。
在不同年龄人权中，25岁至39岁的成员中只有43％认为购买私人医保“必不可少”，而70岁及以上的成员则为75.1％。
拉伯筹大学教授Karen Willis说道：“年轻会员人数下降是私人医疗保险行业特别关注的问题。
“和所有其他保险一样，你需要有大量的投保会员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私人医保行业而言，需要扩大会员数量可能只是保险公司的一厢情愿。”
当私人医疗保险系统不堪重负，自然依赖公共医疗保险的人群也会相应增加。最终买单的实际上还是纳税人。
3
两大系统互掐
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国民医保制度Medicare以来，澳洲联邦政府被指责未能明确界定私人医保的作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保体系的“混乱”。
Medicare 和私人医保体系之间的互掐是常见的事情。
近日，澳洲住院病人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公立医院就诊时到底是选择Medicare支付还是选择私人医保商支付呢？
私人医保运营商说自己已经沦为了资金不足公立医院的”摇钱树”。后者被指在患者就诊时积极说服患者使用私人医保，即便患者并不真正需要使用私人医保。
(图) 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
例如，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在患者就诊时就会问患者是否有私人医保，并表示此举有助于医院提高自己的患者服务。
私人医保行业组织，澳大利亚私人医保协会（PHA）负责人Rachel David则表示，患者在退出国民医疗保险系统转而适用私人医保时受到了“公立医院的诱导”。
PHA提供的案例中，有一名患有肺炎的患者表示，凌晨自己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接到了医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极力说服他使用私人医疗保险付费。
电话那头，医院工作人员说道：“您的医疗费用显示，您需要为手术支付数千元。这笔钱还是从您的私人保险账户走吧？”
患者的夫人说道：“当时我的丈夫病的非常严重，在被告知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影响后同意了医院的做法。”
在另一起案例中，公立医院工作人员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场合，（最后一次是无家属陪同的情况下）说服一名89岁的高龄男性患者使用私人医疗保险付账单。并且，所有表格是护士代替患者签署的。
Rachel David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医保商不亏钱才怪。”
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公共卫生部门对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2017年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2016年的三年内，公立医院使用私人医保的患者数量增长了28.6％，增速是同期采用Medicare国民医保患者数量的两倍还多。
David说道：“过去3-5年，我们看到公立医院通过急诊部门收入私人医保患者，以及通过对住院患者，主要是癌症患者采用强硬销售的手段，导致公立医院使用私人医保的患者数量呈现陡直增长。”
根据PHA的数据，私人医保公司为这类患者每年支付的费用超过10亿澳元，占保费的大约6%。
事实上，向私人医保商转嫁费用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联邦卫生部长Greg Hunt在2017年就曾发布了一份关于“通过解决公立医院私人患者增长、来减轻私人医疗保险费压力”的讨论报告。
报告指出：“公立医院私人医保费用快速上升是私人医保商的一大隐患。”同时，公立医院收入使用私人医保患者的数量大幅增长无法用临床或人口学原因予以解释。
报告显示，大量证据表明这是由公立医院进行“广泛努力”，以说服患者采用私人医保治疗所致。
Hunt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政府对公立医院使用私人医保患者数量大幅增长表示关切。这种做法在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尤为普遍。这一问题的存在导致澳大利亚家庭私人医疗保险费用增加，公共病人等待时间延长以及私立医院倒闭。”
PHA声称，一些州政府默许公立医院向私营部门进行“成本转移”，并为公立医院设定一定的配额，从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和联邦政府获得“自有资源收入”。
目前，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卫生部门都否认了使用配额的做法。
4
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很难
发现问题很容易，解决问题的难度却不小。
格拉坦研究所认为，眼下政府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放弃“不公平”的补贴制度，例如取消30%的保费退税，把每年节省的数十亿资金用于补贴Medicare。第二种，政府直接给私立医院提供补贴，而不是保险公司，让其成为Medical的真正替代品。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报告中，研究所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取消补贴”的说法，但是报告的论据却都指向了前者。
对此，澳洲最大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之一，NIB公司的负责人Mark Fitzgibbon呼吁联邦政府应取消国民医保Medicare，并且强制实施私人医疗保险制度。对于交不起保费的弱势群体，政府完全可以用目前免费医疗保险体系的一小部分资金予以补足。
这一点和格拉坦研究所的提议恰好相反。
NIB董事总经理Mark Fitzgibbon表示，自己的提议不仅保护了最弱势群体，而且没有“政府垄断”的Medicare，陷入困局的私人医保行业可以快速走向复苏。
他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实施强制私人医保制度，并通过税收补贴那些交不起保费的人群。”
根据Mark Fitzgibbon的说法，高收入人群必须自行、足额缴纳保费。低收入人群则通过政府税收获得补贴。
但是有人说，这将推动澳大利亚走向一个更类似于美国的体系，即如果没有购买足够的保险，你可能“因病致穷”。
事实上，在美国，医疗费用是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就在去年，NIB的主要竞争对手Bupa就因为其政策的“美式”变化而饱受批评。
END
对于生活在澳洲的居民而言，食品价格上涨、住房成本上涨、看病成本上涨,,,,,,.
不少人开始怀疑，我们的生活标准是在倒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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