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澳洲境内新冠病毒的新感染率已经迅速下降，而社交禁令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学家们正在就澳洲现在是否应该开始取消社交距离限制展开了讨论。

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因为这是一道没有简单的正确答案的题。在控制疫情上，澳洲是否在适当的时间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太少、太多，还是恰到好处，只有未来的人才能对历史下定论。

但有一件事是经济学家们非常确定的，那就是承受经济和社会停摆最沉重代价的群体是年轻人，而从疫情控制中获得最大直接个人利益的群体是老年人。而且，经此一“疫”，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尽管我很痛苦地说，我也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坐在自己房子的前厅里(好吧，其实我目前为止只拥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我用来工作的笔记本电脑是我老板提供的，我有一份(合理的)稳定的全职工作。”

而不是每个35岁左右的人都这么幸运，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

但平均而言，对于那些40多岁的人来说，这种金融安全感会更多。而对于那些50多岁、60多岁甚至更老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在澳洲房价出现史上最大幅度上涨之前、或刚开始上涨时就买了房产，而这些房子很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然而疫情发生后，澳洲政府宣布的支持措施，除了让房东更难立即把他们赶走外，对私人租户几乎没有帮助。

而等到疫情结束时，这帮申请了缓交房租的年轻人可能会背上数千澳元的租金欠款，而如果他们没有付清，他们将一辈子背负着信用污点。

这一代澳洲年轻人不仅有一些人负债累累，几乎没有资产或储蓄，经常要支付高额租金，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很不稳定。

许多年轻人选择临时工作是因为还要兼顾学习，但对很多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能得到的全部。

不管怎样，在“后进先出”和“工资最低的人最容易被解雇”的原则下，经济衰退中年轻的临时工受到的打击是最严重的。而这种打击对年轻人的职业前景和收入的损害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

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的衰退更为严重，因为在那些受到社交距离限制和被迫关闭的打击最严重的行业，年轻人的比例都大大超过了以往。

这些行业的临时工失业情况更糟，因为这是三个工作最不固定的行业，超过一半的酒店员工、超过三分之一的零售、艺术和娱乐行业员工都是临时工作。

就业的随意性意味着，由于新的限制限制了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一夜之间就没了工作，而且临时雇工也没有休假或裁员补贴的权利来减轻冲击。

考虑到这些工人的工资都很低，政府希望通过留职补贴（JobKeeper）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能保住工作，一些兼职工人甚至也有可能每两周能领到1500澳元补贴。

但是，如果你是临时工，你必须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至少一年才有资格申请。Catherine Birch估计，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员工都没有资格申请。

Birch还指出，疫情危机爆发前，这一代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比其他时代更糟：澳洲的总体失业率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高出约1个百分点，而年轻人的失业率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青年就业不足的情况更糟，为18.2%，比任何其他年龄组都高出两倍以上。

另一方面，年龄更大的人更有可能找到永久工作，从而更有能力度过这场金融风波。

首先，只要你的雇主还在工作，你至少有可能得到留职补贴（JobKeeper）的报酬，每周比失业补贴（JobSeeker）多几百澳元。

而年龄越大，你越有可能完成抵押贷款，或者至少提前还款。而且年纪大的人可能有一些储蓄或投资，也可能有充足的退休金，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特殊时期政策提取出来用。

如果你足够幸运地退休了，并且完全拥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债务，那么你在这场危机中可以说是笑到最后了。

虽然你所做的任何投资都可能遭受重创，但至少你有收入保证(退休金)和一个栖身之所。

年轻人与老年人面临的财富风险，与新冠病毒的感染致死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的估计显示，19岁以下的人感染致死率接近于零，40岁以下的人感染致死率稳步上升至0.1%以下，而80岁以上的人感染致死率，基本上每增加10年就增加一倍或三倍，达到8%至14%之间。

总的来说，发表在3月底出版的《柳叶刀传染病》上的这项研究估计，如果60岁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死亡的几率为3.3%，而30岁以下的成年人死亡的几率为0.03%。

上述分析并不是说，年轻人应该像极少数人那样，恶狠狠地咒骂“该死的老人”、“去你的社交限制”，这种社会代沟一时半会也很难缩小。

但这或许能让人们重新思考：经济衰退后的经济和税收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

政治上的陈词滥调总是说：“你永远不应该浪费一个好的危机”，新冠疫情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社交限制即将结束时，大企业已经在为公司减税和劳资关系调整进行投标。

澳洲财长Josh Frydenberg重申了他的观点：即公司税率太高，暗示政府可能会在推迟到10月份的政府预算中。再次试图将大企业的税率从30%削减至25%。

他希望各方就经济改革达成共识，以帮助澳洲在这场危机结束后重新启动经济。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抱负，但需要各方的相互让步。

撇开联邦政府是否需要在危机后恢复计算财政盈余，以开始偿还债务的争论不谈，假设它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在不削减服务或其他税收增长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减税的空间。

考虑到澳洲整个社会在努力拯救(主要是)老年人生命的过程中，年轻人首当其冲地承受着经济衰退的冲击，因此，较为富裕的澳洲老年人是否应该回报一些这种牺牲？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澳洲每年的澳新军团日，都会纪念(主要是)年轻士兵为保护澳洲和推进国家利益所做出的牺牲。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洲政府实施了各种项目来帮助回国的军人找到工作并负担得起住房。

鉴于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急剧下降，以及即将到来的年轻人失业率极高，我们可以考虑再次采取同样的措施。

虽然这要花很多钱。

但是，那些出生在婴儿潮时期的退休老人是否会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意味着他们还能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享受着免税的退休金福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逐步减少负资产负债、对长期持有的投资房产征收50%的资本利得税？许多富人利用退休金和信托获得的税收优惠，来保护留给子女的遗产，也算是在帮助下一代年轻人。

因此，财富、遗产和扩大土地税收可能被重新提上议程。

更重要的是，正如前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Warwick McKibbin最近提出的，也许澳洲政府可以利用他们合作遏制新冠疫情的经验，来解决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威胁。

也许那些不太可能承受气候变暖影响的年轻澳洲人所做出的牺牲，会得到那些不太可能感受到气候变暖影响的老年人的回报。

也许能，也许不能。

“我不明白，以这种方式增加税收——尤其是那些负扣税和信用改革——实际上如何有助于经济增长。”这是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本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示。

“我从来都不能理解这种说法。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只是老生常谈。”

到目前为止，在税收政策上缺乏政治合作，似乎注定会成为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4-24/coronavirus-risks-widening-intergenerational-economic-divide/12178410?section=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