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了！澳洲大麦、肉类出口中国屡屡碰壁，下一个轮到谁？

原创 2020年05月13日 澳洲财经见闻



共2821字｜预计阅读时长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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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什么是大麦？

  • 下一个轮到谁？

  • 如何破局？

  • 结语



前言


“新冠病毒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

在全球感染人数418万人，死亡人数逼近28.6万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 / 来源:Independent

而随着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8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因其在应对新冠病毒过程中的袖手旁观与疏于监督而频频受挫，更是将这一病毒矛头屡屡指向中国：

“中国病毒”、“美国史上遭遇的最严重袭击，比珍珠港和世贸中心都严重”…

虽然澳洲总理莫里森并不像特朗普一样能语出惊人地说出这些言论，但澳洲政府仍然出人意料地积极推动了对病毒源头进行的调查。

澳洲总理莫里森 / 来源：Daily Telegraph

与此同时，从两年前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与“华为5G”事件开始早已如履薄冰的中澳贸易关系，在最近也似乎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痕：

5月10日，中国表示将以“反倾销”名义对澳洲出口中国的所有大麦征收高额关税，其中包括高达73.6%的“倾销关税”与高达6.9%的“补贴关税”——前者指的是对涉嫌低价出售大麦的一种惩罚，而后者则指向澳洲干旱时的政府支持措施与柴油退税补贴。
这两项将构成高达80.5%的关税，也相当于断了澳洲向中国出售小麦的“门路”。

5月12日，中国又紧接着宣布暂停进口至少4家澳洲屠宰场的肉类商品，这4家屠宰场占据澳洲出口中国市场的35%。

澳洲肉业委员会负责人哈钦森对此解释称，中国暂停进口是由于肉类商品标签引发的卫生及健康顾虑，目前正与中国当局解决该问题。

虽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坚称，这些“突发状况”与中澳关系的紧张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但许多人都似乎嗅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弥漫的危险。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什么是大麦？


实际上，这一次的“大麦反倾销”事件来得也并不算突然。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中国就开始对于澳洲出口大麦展开了反倾销调查，而本次的提高关税举措也将是这场将于一周后正式结束的调查的结果。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对此表示，尊重中国就反倾销进行调查的权力，但是不会接受有关大麦生产商倾销或受政府补贴的说法，并声称加收任何关税都是“不合理的”（unjustified）。

为什么是大麦？

首先，中国是澳洲出口大麦的第一大市场：

在2015年至2018年之间，中国进口了每年平均460万吨、价值13亿澳元的澳洲大麦，占据了超过70%的澳洲大麦出口总额。

而且，大麦的生产商与出口商遍布澳大利亚的各个州与领地。在这次状况发生之前，他们都得益于在2015年签署的中澳自贸协议中批准的零关税适用条款。当然，这份协议中还有一个例外情况：

反倾销规定可以将关税提高到任何程度。

实际上，虽然澳洲大麦离了中国市场不行，但中国却不只有澳洲大麦这个选择，完全可以继续从其他地方进口优质大麦。比如在一份最新公布的加拿大大麦行业评估报告中称，中国客户表现得“非常谨慎地购买澳洲大麦”，他们在不能买到澳洲大麦的同时，也便宜了加拿大的大麦行业。

而选择用大麦“开刀”的背后，其实也是中国对于澳洲在反倾销规定上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毕竟在这事儿上，澳大利亚还是祖师奶奶。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澳大利亚在反倾销上的行动频率一直在上升，而且大多数行动以及最终实行的反倾销措施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

除了作为“终极大靶子”的中国钢铁之外，许多其他的中国产业也成为了瞄准的目标，包括铝产品、平面玻璃、不锈钢水槽、车轮、太阳能电池板或组件、A4复写纸和铁路车轮等等。

在2018年实行的30个反倾销行动里，有18个都是针对中国的。

然而令中国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其实是澳大利亚在反倾销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早在2005年，澳大利亚就承诺将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并作为双方谈判“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而澳大利亚选择“叛变”的这个立场意味着，在中国实际收取的成本和价格，并不能用来确定中国是否在倾销。

——也就是说，想要计算什么是“正常”的价格和成本，只能通过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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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能忍？

于是，中国在反倾销行动上也对澳大利亚采取了“活学活用”策略。

据统计，自1997年实施反倾销法至2018年，中国已采取了276起反倾销行动，略低于澳大利亚发起的326起反倾销诉讼。

但在开展大麦反倾销调查之前，与澳洲方面的频繁发动对华反倾销相比，中国一直以来却从未对澳洲提起过反倾销行动，而是把美国与欧盟当做主要目标。

但近年来，澳大利亚似乎急着把自己划归到这一对立阵营。


2

下一个轮到谁?


如今这项大麦税还未落地，而关税的实际征收，将会对澳大利亚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澳大利亚对此举措提出质疑的唯一法律途径，将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但由于美国拒绝任命上诉法官，该机制已几近停顿，而且无论如何，在没有保证胜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可长达数年时间。

在悉尼大学开展贸易讲座的律师威廉姆斯博士表示，澳大利亚在这一类问题上将很容易败诉。去年，澳大利亚就被发现曾错误地计算了对印尼在A4复写纸上征收的关税；而且在今年2月，澳洲反倾销税委员会还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铝材生产商征收了15%至101%的关税。

就是退一万步说，哪怕澳大利亚最终通过上诉取得了成功，中国也可以开始重新开展调查——而且这很有可能会使中国维持原来的决定。

这对于已因旅行禁令失去了成千上万留学生“金主”、而使教育出口行业受到了重创的澳大利亚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上加霜。

在这样中澳贸易冲突一触即发的局势下，人人自危。

实际上，除了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大麦与肉类出口业，包括红酒、水产在内等较大程度依赖中国的澳洲其他出口行业也表示了对于风波殃及的担忧。


3

如何破局？


那么澳大利亚该怎么做才能走出这场僵局？

对于这个问题，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Herbert Smith Freehills CIBEL中心的高级讲师周围欢博士表示：

“澳大利亚需要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局势，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仍将是不可替代的澳大利亚客户，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能，也不明智。

比如任命一名澳大利亚驻华特使的外交行动将是可取的，但这样还不够。澳大利亚必须确保在未来的政策决定上，不会对中国产生偏见。”

周博士补充，为了达到这一点，澳大利亚可以考虑在中国成功抗击病毒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对中国的旅行限制，并重新对中国游客的潜在健康风险进行更加现实的评估；

此外，澳大利亚在外国投资的决策方面也需要尤其谨慎，因为在这场疫情大流行之前，其在外国投资的相关决策已经被视为对中国的歧视。

虽然这一流行病暂时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规则，使所有提案无论大小都成为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对象，这些变化也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外国投资者，但澳大利亚拒绝中国两项投资的决定，还是触发了人们对这些决定是否受到反华政治情绪影响的担忧。

“最后，澳大利亚应重新评估其在5G网络上的立场，以确保其重点关注与5G设备有关的风险，而不是担忧这些设备的国籍。”

周博士强调，以上列举的这些行动将表明修复两国关系的强烈政治意愿，而这种关系也将为两国经济扩大和深化经济接触以实现互利奠定基础。

END


看样子，莫里森总理除了在演讲上高歌赞颂“澳洲华裔的重大贡献”之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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