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市中心郊区的齐本德尔（Chippendale），机械师们正在忙着工作，不过他们的工作内容却超出了许多海外同行的工作范围：制作服装。女裁缝们正牵引旋转的针头忙着缝纫，周边环绕着堆放各色棉布的存放架；而裁剪机则剪裁着下一批布料。
在古典音乐的背景音响中，一匹匹的布料制成了衣服，并将很快直接交付给客户。
充满挑战的一年
由于新冠肺炎造成的封城措施，全球时装行业遭到重创。
未能售出的服装挂满了货架，在仓库和紧闭大门的商店里黯然失色。不过，对于Good Day Girl这家严格遵循订制模式运营的本土品牌而言，生意却一如以往，并无区别。
▲工人们在公司的悉尼齐本德尔工厂里缝制服装。（ABC新闻：Brendan Esposito）
“所有的服装都有买主了，”联合创始人Alexia Spalding说。
“我们并不生产库存服装，然后将服装挂上货架，等顾客来买或网购。所以，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可持续的，能扛过疫情。”
Good Day Girl 是利基市场的一个范例，说明了部分澳大利亚时装品牌是如何挖掘消费者的情感，以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其他时装品牌则充分利用其数字网络或者重新改造服装，试图在疫情导致的封城中生存下去。
Spalding女士已从事时装工作23年。她说，疫情让时装业措手不及，她认识的所有制造商的订单已经全部取消。
服装行业的高峰组织澳大利亚时装协会（AFC）周二发布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上述现象。该项调查发现，仅有三分之一的协会会员有信心安全度过这场疫情危机，而84%的会员存在库存过剩问题。
▲时装零售商今年不得不放弃部分时装季。（ABC新闻：Brendan Esposito）
澳大利亚时装协会的会员包括182家公司，从位于珀斯的设计品牌Morrison到高端时装屋Bianca Spender和男装品牌 Industrie。
调查发现，尽管34%的会员对财务复苏充满信心，但43%的会员对此表示没有信心；而剩余23%的会员确信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Cue成立于1968年，是一家经营女性商务和派对品牌礼服的家族企业，拥有姊妹品牌Veronika Maine，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本土时装制造商。
▲Justin Levis 身后是Cue在悉尼仓库的库存（ABC 新闻：Elena De Bruijne）
执行董事Justin Levis说，这是公司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困境。
“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他说。虽然Cue的商业模式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仍有一些乐观迹象。
上周，一场面向 26万名Cue俱乐部会员的线上仓库大促销创下了线上销售记录。
不过，这远远不足以填补空缺，该公司打算缩减部分2020年冬季销售线，转战2021年。Cue转向数字平台、重新利用资源和依赖本地和可持续制造等措施，得到了Ginger & Smart等行业其他品牌的赞赏。
▲Ginger & Smart创始人两姐妹Alexandra 和 Genevieve Smart。（ABC 新闻：Brendan Esposito）
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时装模式是围绕工作场合而打造的。随着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逐步解封，Smart女士和其商业伙伴兼姐妹Genevieve 计划与回归正常生活的客户建立联系。
“我们将其视为一次机会，从新的视角重新定义我们的业务运营模式。”Smart女士说。
本土化、数字化和协作发展的良机
根据澳大利亚时装协会的调查显示，约55%的澳大利亚服装公司正通过制定“后疫情”战略，积极应对当前的状况，特别是通过扩大数字销售和市场营销战略。打造新型数字产品是首要任务，约45%的公司计划增加数字营销，扩大数字渠道。
显然，目前时装行业具备开展行业整合、呼吁开展行业内和行业间合作的条件。已经可以看到的前景是集合资源和建立行业合资企业，推动澳大利亚的制造业现代化，提升全球竞争力。对小型品牌和个体从业者而言，协作机会更为明显：从共享办公室到克服最小订单量问题，再到联合车间和共有资产和设备。
而政府在各种支持活动方面也大有空间，如提高澳大利亚时装品牌全球知名度、协助在国际时装和贸易活动中为澳大利亚时装业创造群体性机会等。
来源：abc.net & AFC澳大利亚时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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