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打赢这场战疫，澳大利亚能抄前两次世界大战的“作业”吗？

原创 2020年04月06日 澳洲财经见闻


共2988字｜预计阅读时长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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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 失业率十年没下过6%：“一战的响应方案是个错误”

  • 二战后的不同选择

  • 先保通胀还是充分就业

  • 结语



前言


郎先生（Dan Long）已经一百岁了。

他现在住在悉尼的Caringbah，是一个过着悠闲田园生活的普通老人，偶尔写写诗。

来源: Sydney Morning Herald

很难想象，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他曾亲身经历过一场令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战争。

那是1944年的某一天清晨，彼时的他还是来自英国军队的一名士兵。他所在的小组在向柏林进军的路上遭遇了德军自杀小队的围击，全组人员除了他以外无一生还。

“我被炸到一个弹坑里，显然是被敌人误认为死了。如果我那时没有失去知觉，那么我早就被杀了。” 郎先生回忆起时隔多年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如此，但朗先生还是认为，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争可能比当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糟糕。

他说，“在二战期间，我们遭受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没有一种像新冠病毒这样。”

这些在澳洲老一辈的人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他们出生在“西班牙流感”和“大萧条”的时代阴影中，又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不知吃了多少苦——对于澳洲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原本对这样的灾难或许并没有什么深刻感触，但这次的新冠疫情爆发改变了一切。

连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上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忆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祖母，并描述当年他的家庭是如何扛过难关的时候，都不由地湿润了眼眶。


实际上，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的爆发与蔓延，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采取了类似“战时响应”的策略；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也在逐渐靠拢战争形态。

——虽然没有人能确定这场“战疫”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但此时此刻的我们也不得不需要提前去考虑并计划这个问题：

疫情过后的经济体系重建与复苏。

那么若要想打赢当下的这场战，澳大利亚是否能抄前两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作业”？

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

哪些是该照做的，哪些又是不该做的？

1

失业率十年没下过6%：“一战的响应方案是个错误”


在昆士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John Quiggin（奎根）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响应方案就是个错误。

“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迅速地寻求回归战前金本位和自由市场的世界。但对于那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以及那些在与战争相关行业中工作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措施能确保这些人能够找到新的工作。这导致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

奎根补充，“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在1921年达到了惊人的11%，并在之后的十年内从未低于6%。”

实际上，正是因为一战后许多人民并没有获得原本期待的战后安全和繁荣，这也为1922年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的墨索里尼，以及1923年发动第一次政变未遂的希特勒等独裁者的上位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这个错误又都被进一步地放大——并直接导致了在1939年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还好，总算没有太晚意识到这个错误的存在。

实际上，早在二战还未结束的时候，各同盟国就已经下了决心确保这次战争过后、将不会重蹈一战后的萧条与不公。

在全球范围内，1944年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设立了固定汇率制度，还建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些机构的成立初衷，是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允许各国政府保持充分就业。

——而这些政策与目标，也总算维持了战后25年之期的经济快速发展。

2

二战后的不同选择


自有中央银行以来，独立性一直都是争论的热点。

在过去，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曾经行使着澳大利亚央行的职责。1960年，这个职责被移交给了澳联储（RBA），并由该机构管理澳大利亚的货币政策、联邦政府结余与交易的银行。

当时的澳联储属于国有，而一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霍克、基廷和霍华德政府的带领下相继逐渐地完成了私有化的转变。

但战争，也能使一个国家在管理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赖政府。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经历过大萧条灾难的“前车之鉴”，也见证了在二战的经济策略中对于所有可用资源的充分调动，这包括那些长期失业和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们。

这一点，也在战后发布有关充分就业的一则「白皮书」中被强调：

“尽管可能与战前相比，人们会需要更多的住房、食品、设备和其他各种产品，但并非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都能在战后找到工作或安全感。

比如在1919年至1939年的二十年中，平均每年有十分之一渴望工作的男女失业。在一战后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超过25%的人成为了无产出的闲散人员。

但相反的是，在二战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额外生产力的需求却并没有受到来自财政或其他方面的阻力。”

而在今天，随着澳大利亚“全城戒严令”初显成效、新增病例的曲线被逐渐拉平，虽然澳洲政府已经在竭尽全力挽救局面，但数不胜数的澳大利亚人早已或即将面临着失业的命运。

这场战疫过后，会有多少澳大利亚人能回归就业市场？又有多少人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3

先保通胀还是充分就业


实际上，大萧条与战争的这些过往，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

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体中，在因为疾病或年龄而失业或失去工作能力的风险面前，没有人能够幸免。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自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几十年里，一些带着腐蚀性的思想早就已经悄然卷土重来了，比如许多人对于领取福利金的失业者进行的激烈抨击。

来自墨尔本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Warwick Smith）表示，“在实现充分就业期间，我们把失业看作是一种集体责任，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在如今，我们却把失业看作是个人的失败，也仍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即惩罚失业者，尽管失业的人数实际上多于工作岗位的数量。”

实际上，在当今这个时代、在这场科技进步促成的共同繁荣中：

任何人其实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地接纳，而不是再去斤斤计较，有哪些人“值得”被帮助、又有哪些人“不值得”。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公共债务出现了巨幅增长，飙至GDP的100%。不过随着名义GDP和实际GDP的稳健增长，人们也并没有把债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如果经济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长，那么增幅就能在十年内翻一番。这也意味着，在第一年相当于GDP60%的债务，在十年结束时便会变成相当于GDP的30%。而一旦经济持续保持3.5%的潜在增长、通货膨胀也达到3.5%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7%的经济增长。

但历史已经证明：

澳洲经济若要实现如此迅速的增长，那就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放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延续货币政策由通胀目标主导的方针，也需要致力于发展充分就业。

奎根指出，“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安排轻重缓急，并将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置于保持近年来的超低通胀目标之前。——这可以体现在澳联储和政府开始采用名义GDP目标，不管是在物价水平还是经济增长率层面。”

END


“增长，几乎已经成了澳大利亚的一国宗教与信仰…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新冠疫情会抹去澳大利亚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吗？” 

一名用户在相关话题下难掩绝望地留言。

是啊，这场战疫终有一天将会过去；

这道令澳大利亚进入计划经济形态的封锁令，也终会解除。

但封锁令解除之后呢？

为了那个持续多年的“信仰”，澳大利亚是否仍然会急不可耐地回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怀抱？

还是会从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响应方案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正如著名哲学家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

“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的人，终将重复那段历史。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终将重复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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