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家可以漠视中国的经济，特别使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依赖中国。中国曾经长期是我们的大宗商品市场，比如铁矿石，煤和羊毛等。现在又是我们的第三产业的最大海外买家，特别是教育和旅游。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

我们地区的亚洲经济巨头：中国，印度和印尼，对于我们来说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亚洲的世纪。我们的政治家都倾向于强调我们的机遇存在于北方。但我们在尽力抓住机遇的时候，也要为一些可能来临的颠簸做好准备。

中国的巨额企业债务泡沫可能就是要面临的风险之一。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撑主要来源之一就是高额的企业贷款。根据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贡献全球新增信贷的一半。

吓不吓人。就经济体量来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仅15%。

去年八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警告说，中国的信贷增长轨迹与一些国家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比如1980年代的日本，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或欧洲债务危机之前的西班牙。

其中很多贷款又流向了边缘的借贷人或者是可行性很差的项目。最近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65项主要的道路和铁路项目中，只有28%的项目可以算得上是“具备真正的经济生产力”。

中国不太规范的“影子银行”的迅速扩张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储行把中国的金融体系描述为“越来越大、杠杆化，互相连接且不透明。” 尽管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力图减少增长，但是并未见效。

储行四月发布的最新金融稳定性综述中就提到，风险仍然在继续。

六周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三十年来首次降低中国的信用评级时，大概意味着一个门槛到了。穆迪警告说中国的财力在未来几年会“有所削弱”，而且预计未来的增长速度会放缓。

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马上加速，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轨迹下可能导致的急剧的转弯。”

最好的结果，在经济学家看来可能就是所谓的软着陆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得加速改革，某种程度上减少信贷增长，清理坏账同时还要让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区间。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很糟心。如果你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还是不错的。如果需要的话，它还是能够吸收一些潜在的损失并且进一步地刺激经济。

但是就像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所说，“你不可能和平地解决一个债务问题。”

如果要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信贷增长率，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当艰难的政策取舍。任何政策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重大的损失。

财政部长约翰·弗雷泽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到底能不能成功地规避还是一个且观后话的议题。他说：“我们对澳洲的经济结构转型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对于我们的中国同行——要处理这么大的国家和人口数量的相关问题的任务——一点也不眼红。”

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设法去避免突然的金融中断，而是采取一种糊弄过去的方式，比如通过支持那些僵尸企业和借款方，同时让缓慢地给贷款狂欢降温。

而第三种选择就是“大幅度地调整”，导致硬着陆，进而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都会导致中国的增速放缓。然后就会以两种方式影响澳洲。第一种就是降低我们出口的商品的价格，也会导致中国对于澳洲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减少。

就算是在最透明的制度下，信贷繁荣要何时和以何种方式来摆脱都是非常难以预料的。何况是在中国，就更令人困惑了。

我们就希望能够尽早而不是太晚地有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储行就警告说这种由债务驱动的不稳定的增长时期持续得越久，“中国就越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金融混乱。”

来自：smh

作者：Matt Wade

编译整理：若曦_澳洲《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