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时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呼吁，让更多人就业是摆脱经济衰退的根本。

澳洲养儿有多贵?

为什么在澳洲有那么多女性在做了母亲后全职带娃？

谈到澳大利亚的育儿费用，凯特夫妇最熟悉不过了。

凯特是一名政府公务员，居住在Lismore，有一个儿子叫Albert。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老实说，一个小孩每个月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房贷支出。”

在扣除育儿补贴后，凯特夫妇每两周花在儿子上幼儿园的费用还需要500澳元。和国内幼儿园不同，Albert每周只去幼儿园4天，因为第五天非常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她说：“我们计算了所有费用，结果发现，每两周只剩余24澳元。”

结果，夫妇两人一合计，干脆挣钱少的那个每周少工作一天，方便周五照顾儿子的同时省下一天不菲的幼儿园费用。

凯特夫妇是澳大利亚全国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经济，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西澳银行科廷经济中心的丽贝卡教授说道：“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一方每周工作五天，可能还抵不上交给幼儿园的费用。”

悉尼大学法学院的艾普斯教授说道：“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一方往往做的是兼职。而根据目前的兼职工资和幼儿园费用，他们发现根本就值得。”

于是，夫妻中一方全职在家带娃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这种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女性身上。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意味着，女性往往更有可能成为家庭中的“次要收入来源”。并且，如果她们的工作时间越长，这意味着需要支付的托儿所/幼儿园费用更高。

家庭补贴的减少、育儿补贴门槛的上升等因素都意味着，很多父母基本上就是在给幼儿园打工。

正因为这个等式的存在，很多难以找到“体面”待遇工作的人干脆完全退出了就业队伍，全职带娃。

艾普斯教授说道：“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的人群支付的最高税率为45%，加上医疗保险税，边际税率达到了47％。”

根据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公布的数据，目前在澳大利亚养育一个孩子的费用为每周140至170澳元，每年8840澳元，养到18岁需要159120澳元。

当然，如果再加上私立学校费用、体育和娱乐、车辆更新、换房以及医疗，养育子女的费用将大幅上升。

3个孩子的父亲米肯贝克尔(Steve Mickenbecker)表示，“如果你送孩子去顶尖的私立学校读书，还需要另外花费3万澳元。”

另外，根据消费者比较网站Finder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0%的澳大利亚父母称，在迎来第一个孩子时，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巨大牺牲”，包括错失工作机会或向家人和朋友们借钱。

28%的澳大利亚父母认为他们会离开工作岗位。受访者称，为生孩子做出的最大牺牲是(减少)收入。

同时，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父母为了延长在家陪孩子的时间，而出售个人物品以增加预算。

同时，澳大利亚统计局(ABS)近日的数据显示，与没有做妈妈的女性相比，澳大利亚妈妈们的平均工资低18.2%，这意味着妈妈们每年可能会少赚1.2万澳元，这笔钱几乎与每年抚养两个孩子的开销一样。

另一方面，当孩子出生时，爸爸们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

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拉普纳(Leah Ruppanner)说，减少妈妈们的工资只会加剧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

拉普纳表示，对妈妈们来说，继续工作是保障妈妈们未来工资的最好方式。

“你必须从长远考虑自己的职业。在(育儿)最初的5年中，你的工资可能用来支付育儿费用，但如果全职工作，并不断晋升，这笔钱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此外，Finder个人理财专家布朗(Kate Browne)说，许多家长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

“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应该回去工作成为许多父母难以回答的问题。对许多家庭来说，在抚养孩子时，从双份收入家庭变成单一收入的家庭可能是一种冲击。另外一方面，如果夫妻都决定重返职场，幼儿园的费用可能会非常昂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堪称澳大利亚史上最大支出的预算案中，针对育儿补贴一项没有任何新增内容。

联邦政府表示，这份新的预算案适合每个人，而且“预算案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也许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为了审查预算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1983年至2013年期间都会制定《妇女预算声明》。但是，这一举措随后被Abbott政府取消。

在制定今年的预算案的同时，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份新的《妇女经济安全声明》。在这份声明中，联邦政府的确突出了女性、特别是生育有小孩妇女所面临的挑战。

声明指出，小孩年龄不足12岁、有工作的母亲中，37％是兼职工作。相反，这一比例在父亲中只有5％。作为母亲，每周需要57个小时从事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而父亲每周大约为29个小时。

在新的预算案中，联邦政府指出，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是实现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根本。

然而，尽管谈到了让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至关重要，但是对于高昂的托儿费用却只字不提。托儿费用又恰恰是很多母亲脱不开身，投入工作的主要原因。

在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等行业遭受重创，女性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小孩在家上网课也导致女性就业参与率下降。

目前，女性就业参与率已降至其59％的长期平均水平附近。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育儿支持，很难看到这种现象会出现显著改善。

也许正是出于职场和生育之间的“两难选择”，越来越多的澳洲育龄女性不愿生育孩子。

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意味着：没有两个孩子最终通过税收、或直接照料的方式来赡养两个年迈的父母。

结果是政府将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受扶养者的经济和照料需求。

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政策相对更为开放，继而增加了年轻工作人员的人数，用于支持经济得以发展。

然而，根据预算文件，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速将在2020-21年急剧下降至0.2％，在2021-22年下降至0.4％，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伴随澳大利亚出现二战结束以来净移民人数首次出现负增长，未来两年内人口较预期将减少100万人。

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巨大。

首先，这种人口结构偏向老年人群和未成年人群。换句话说，支撑这些受扶养的人口需要强大的中年劳动力。

数据显示，自2002年发布首份“代际报告”以来，澳大利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3％（250万人）激增至目前的16％（400万人）。

伴随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变得更加长寿，每个劳动力负担的65岁以上老人从1974-75年的7.4:1减少至2014-15年的4.5:1，在未来40年中估计将下降至2.7:1。

据统计，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目前每100个劳动力需要供养53个人，到2040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100:68。在没有移民、生育率低、预期寿命长的情况下，2101年的这一比例则可能发展至不可持续的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