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十分疲软，为什么？

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关联到目前的疫情，似乎疫情成为了一切的始作俑者。

然而，也有不少人并不这样认为，既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也有不少政策制定者……。

一方面，澳大利亚前财长坦率地指出，澳大利亚经济疲态早在疫情之前就发生。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现财长并不愿在此事上着墨太多，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疫情冲击进行。

那么，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JobSeeker和JobKepper政策真的能力挽狂澜，保住就业，提振经济，然后再次创造经济神话……?

还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计呢？

对于澳大利亚现任联邦财长Josh Frydenberg而言，尽管他一直不愿承认，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即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糟糕。

并且，澳大利亚糟糕的经济状况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就早已存在。

这一点也得到了澳大利亚前联邦财长马丁·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的亲口证实。

他说：“在新冠危机发生之前，我们的生产力增长非常缓慢、收入增长非常疲软、经济增长非常乏力。”

“如果看看过去十年来我们的生产力表现，然后和现在做比较的话，目前，澳大利亚经济的运行速度大约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1/4。

为了强调，Parkinson 重复了一遍。

他说：“这都是新冠疫情之前就发生的事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Parkinson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醒人们应该对目前的经济形势保持警惕。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

你只有弄清楚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谈对策。

然而，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澳大利亚联邦财长并未承认，目前经济的疲软态势不是疫情导致的。

同时，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政策都是基于疫情的冲击。简单点讲，政府想要让民众相信，经济疲软是疫情所导致。

暂且不论导致经济疲软态势的具体原因，有一点，相信很多人都会达成一致，即澳大利亚经济的疲软态势无法在短时间内逆转，持续时间可能长达数年。

对于这样一个经济，想要重建，或者重新获得快速增长的势头，毫无疑问是困难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产生。

Parkinson指出，澳大利亚已经有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他不希望这个阶层规模变得更大。

根据Parkinson的分析，疫情封锁解除之后，最大的担忧将来自长期失业。但是，如果要解决长期失业的问题，我们需要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

这是唯一治根的解决良方。

他说：“我们上一次达到10％的失业率是在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把失业率恢复至大约5％的水平。”

“并且，在那段时期，即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发生之后，我们实际上获得了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

“然而，在疫情袭击澳大利亚之前，澳大利亚经济增速大约为2%，并且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去年，澳大利亚经济录得二十年来最低的年增长率。

事实上，在发布经济和财政展望更新报告时，澳联邦财长Josh Frydenberg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自防疫限制解除、以及政府援助增加以来，实际失业率已经从4月份的15%达到11.3%。尽管就业市场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距离失业率下降仍有一段时间。”

报告显示，去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为858亿澳元，本财年的财政赤字预计至少达到1845亿澳元。

除失业率外，澳大利亚的负债水平预计也将创下历史新高。

Parkinson表示，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降低失业率至关重要。

根据2002时任财长肯·亨利（Ken Henry）提出的框架，经济增长来自三个关键因素：人口、参与度和生产力，即所谓的3P模式。

Parkinson说：“基本上，这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3P模式中的老大，即人口（population）。

在过去的20年中，澳大利亚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口增长所驱动的红利。

自2000年代初，霍华德政府开始大幅增加移民人数，后来的政府也继续沿用这种做法。

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口激增了30％（从1900万增至大约2500万）。

然而，伴随澳大利亚国际边界的关闭，这种增长之流也随之干涸。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年的时间。

Parkinson警告称：“人口增长将非常缓慢。由于所有临时移民的离开，今年人口增长将为负。”

接下来是参与率（Participation），这个指标也遭遇了不小的冲击。

自今年1月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劳动力规模减少了37.4万人。

参与率从66.1％降至64％。被归类为“非就业人士”的人数增加了53.35万人。

如果这些数字出现恶化，相信也不会有人感觉到奇怪。

Parkinson表示，未来几年的女性参与率将继续增加，但总体上可产生的积极影响相对较小。

他说：“因此，综合考虑一下人口和参与率这两个因素（即劳动力利用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它们对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十分有限。

“因此，最终剩下的实际上就只有生产力的故事。”

“但是，如果您看一下过去十年中我们的生产力表现，它一直徘徊在长期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恢复至新冠疫情之前一样的生活水平……我们将不得不将生产力增长率提高近一倍。”

然而，生产力增长率提高近一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该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分析。

同时，如果考虑一下3P框架中嵌入的假设条件，我们会明白一点，即我们几乎对参与率无能为力。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花了十年的时间从10％下降至5％。对于其中所经历的痛苦过程，Parkinson深有体会。

他担心，这次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甚至更糟，其中伴随着相关的社会破坏性影响。

但是，这样也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决策者对于参与率几乎无能为力？

纽卡斯尔大学的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教授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支持者。

在其看来，联邦政府应该引入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计划，该计划为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

继失业补贴（JobSeeker）、留职补贴（JobKeeper），米切尔提出了“就业保证（Job Guarantee）”的概念。

就像这项计划的名称的含义，就业保证是指通过提供真正的充分就业机会、有意消除失业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浪费来提升参与率。

Cape York研究所的创始人，原住民律师诺埃尔·皮尔森（Noel Pearson）已成为这一概念的忠实支持者。

当然，有人赞同也就会有人反对。

新南威尔士大学兼职高级讲师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dson）告诫称，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曾于1994年实施了一项“就业契约（Job Compact）”的计划。

该计划相当于一项小规模的就业保证计划，适用于长期失业人士，反而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即失业和经济增长这一至关重要的政策问题并没有解决。

就在澳大利亚经济面临内忧外患之际，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无疑给现任政府思考的一些空间。

尽管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经济在努力转型，即从严重依赖矿业资源转向服务等轻资产行业。

但是，澳大利亚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在这场疫情中暴露无疑。

最终，政策制定人士还是需要进行调整、调整、再调整。

参考来源：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8-09/would-a-job-guarantee-help-repair-australias-economy-coronavirus/12538364?section=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