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性骚扰的丑闻一直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默默滋生。

终于，一场由社交媒体标签#Metoo引发的反性骚扰运动，冲刷走了积累已久的尘垢，露出男权主义外壳包裹下丑陋不堪的真相。

在中国，性骚扰丑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性骚扰浪潮，随后，难以抑制的连锁效应，跨越了不同的社会领域，从高校到公益圈，再到公知群体，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震动。

由于澳洲社会重视保护女性群体权益，因此，澳洲从来以适宜女性生活而著称。就在今年3月，基于“人权、素质、收入、进步、安全”五个主要筛选因素，澳洲荣登“2018全球最适合女人居住的国家”排行榜第八名。

而身为一名远在澳洲的中国新移民，可以以宝贵的双重视角来观察这次metoo运动。

但是，澳洲真的一如我们所想象那样安全吗？国际社会中，法律如何处理性骚扰问题，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请看澳洲财经见闻为你解析。

一

性骚扰抗争史：最早始于美国

性骚扰的概念最早始于美国。

由纽约时报主持的一栏名为历史回眸（Retro Report）的节目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名叫林·法利（Lin Farley）的作家在康奈尔大学教一门“女性与工作”的课程，在讲到女性在职场中所面对的困难时，“性骚扰”这个词正是由她提出并沿用至今的。

然而，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91年，美国才出现第一例针对性骚扰的诉讼。

1991年10月11日，安妮塔·法耶·希尔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

被告者托马斯位高权重，是哥伦比亚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由总统布什指任，等着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作为原告，一名35岁的单身黑人女性，希尔理所当然地沦为了弱势群体的一方，她默默承受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侮辱，甚至有人怀疑她患有“被爱妄想症”。

所以，最终希尔的证言没有被采信，而被告托马斯最后还是顺利得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但是，希尔所作出的行为并不是徒劳无用的。

从希尔案以后，“性骚扰”成为了一个被编进词典的专业术语，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都会有意识地面对、反抗在工作时受到的骚扰。

难能可贵的是，它第一次划清了界限：那些长久以来，因为没有受到法律惩治，而被看作无可厚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女性群体权益的残忍掠夺。

真实情况是，就算是在女性相对安全的澳大利亚，性骚扰情况也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得多。

根据ABC的报道，非赢利组织Pla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发起了一个倡议，呼吁人们尤其是女性通过一个名为“Free to Be”的互动地图软件报告骚扰事件，在感到安全和不安的地点分别标记“好”或“不好”，通过信息共享来尽量降低被骚扰或侵犯的概率。

Pla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的负责人Hayley Cull表示，研究发现悉尼90％的女性在夜间行走在城市街头有不安全之感。这个针对400多名年轻女性的调查还显示：

另外，校园更成为重灾区。去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对39所澳大利亚大学的30，93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五分之一的学生在大学环境中经历过性骚扰。

走出校园，放眼职场，性骚扰的阴影笼罩着各行各业。

其中，酒店业尤为猖獗。官方数据表明，以维多利亚州为代表，调查发现，酒店业的从业人员中，高达89 %的人报告了性骚扰行为。

为了对职场性骚扰进行系统的调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AHRC )正在编写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各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开创性报告，如果想要参与问卷调查，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submissions-national-inquiry-sexual-harassment-australian-workplaces

二

法律边界外：席卷全球的#metoo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性骚扰现状触目惊心，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全球有35%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

Me Too（或#MeToo，直译为“我也是”）是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用于遣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

2017年10月15日，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鼓励受到侵害的女性尽可能地传播这个词，使人们能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通性，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飓风。

根据统计，仅10月15日“#MeToo”就在推特上出现了超过20万次，到次日更是超过了50万次。 与此同时，Facebook上，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470万人在1200万条状态中提到了该标签。据Facebook统计，45%的美国用户至少有一个朋友发布了带该标签的状态。

随后，社会群体还延续该话题，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等活动。

#Metoo话题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此一标签已在全球最少85个国家中使用，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俄罗斯、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虽然美国的性骚扰概念诞生最早，也有陆续出台相关法律和案例实践经验，但是真实情况仍然令人堪忧。

首先，在这次的#Metoo运动中，以有关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报道为引火点，爆发了一系列丑闻，不少名人和商业巨头陆续卷入其中。

性骚扰丑闻愈演愈烈。从行业名人，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等，到商业巨头优步(Uber)和亚马逊影视工作室(Amazon Studios)，还有硅谷的一些公司，最后再到白宫。

去年，一则关于印度新德里发生“大规模骚扰”的消息震惊了全球，新年前夕，在班加罗尔的街头，很多女性遭到了暴民的猥亵、骚扰和追逐。

而作为事件责任方之一的政府官员、卡纳塔克邦的内务部长所作出的解释同样令人咂舌，他指出，应该遭到指责的是这些女性，因为她们的装束和举止有问题。

有关官员认为，这起事件的责任在于受害者，因为她们试图模仿西方人，不仅是心态上，甚至在装束上也是如此。所以导致这些乱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三月四日，众多女性在首尔光华门参加妇女节游行声援反性骚扰运动，高举标语#MeToo以及#With You。

同为男权主义根深蒂固的亚洲邻国，#MeToo运动却意外地在韩国蓬勃发展。

从今年一月份检察官徐智贤在电视访谈中公开指控韩国司法部一名前官员开始，到韩国政坛总统候选人的安熙正，文学界泰斗诗人高银被指控性骚扰，。演艺界名导演金基德， 再到梨花女大学生手持闪光齐集学校广场抗议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教授性骚扰学生。

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韩国的#Metoo运动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支持。

总统文在寅公开支持运动，政府部门也积极提案，具体表现为将“以权换性”的最高惩罚从5年升至10年，追诉期从7年升至10年；性骚扰最高惩罚从2年升至5年，追诉期从5年升至7年等。

三

全球立法与实践

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曾说过，“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立法，明确性骚扰是一种犯罪行为。

据悉，现在除了美国以外，已经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

美国

美国对职场性骚扰案件一般处以高额经济赔偿。

近5年来，因性骚扰事件而使老板赔偿的事情在美国屡见不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日本三菱公司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分公司的性骚扰事件，遭到300多名女工的起诉，结果该公司掏出1亿美元的巨额赔偿才将此事平息。

韩国

韩国已经对性骚扰进行明确的立法。

在韩国的《性别平等框架法案》（Framework Act on Gender Equality）中，为性骚扰行为提供了可操作的明确定义，并且还明确了行为人以及如雇佣单位的责任，所以性骚扰受害者能够清楚地通过法律保障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澳大利亚

澳大利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最早始于1984年的《性别歧视法》。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在推进反性骚扰法律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向参议院法律和宪法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就性骚扰条款提出了建议，相关建议得到澳洲政府的采纳。其中，提出关于性骚扰的建议包括:

有关具体信息可以参考链接：

反性骚扰，道阻且长

正如美国香烟品牌Virginia Slim上的标语：You’ve come a long way. 

反性骚扰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而这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隐忍文化，和立法空白，是导致这场人权主义的悲剧的最大元凶。

受害者的共同特征，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往往选择沉默。

职场性敌意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这样的一群女性：她们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工作者，她们的困境极少成为媒体的焦点，或者被有意抹去。

而作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群体来说，她们付不起这个反抗的代价，虽然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她们只想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毫发无损地度过每一天。

如何听到她们的声音，是抗争开始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