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Hustle Harder”（更拼命地挣钱），似乎已成为了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

这个词对于我们实在太过熟悉，它高频率地出现在流行说唱歌手的歌词里，在国际都市中的霓虹灯背景牌上，以及在朋友圈里深夜发布的加班照片与清晨早起的“鸡汤文字”…

美国知名共用工作空间供应商WeWork，甚至还在公司所提供蔬果汁中的黄瓜上雕刻了一句宣扬过度工作的“金玉良言”：

“感到累时别停下，至死方休。” （Don’t stop when you are tired. Stop when you are done.）

来源：Twitter @StevieBuckley

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一桩桩悲剧——案例的主人公们往往都事业有成，却不幸英年早逝：

Ranjan Das / 来源：The Mirror Post

2009年10月，SAP所在印度区的首席执行官、也是跨国公司中最年轻的CEO之一的Ranjan Das，在使用公司健身房后回家路上因心脏骤停突然死亡，年仅42岁。他在生前甚至规划自己的健康饮食方案，规律健身，但由于工作实在繁忙，每日基本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

2013年7月，日本NHK一名31岁的女记者在家充血性心衰突发身亡；此前，她参与了6月东京都议会选举和7月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报道活动；同年7月25日，即国会参议院选举投开票第四天，她一直忙到凌晨才回家，之后被发现倒在家里的卧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2015年12月，腾讯游戏高级副总裁马晓轶在部门内部发信称：技术研发中心语音引擎组副组长frontlee（李俊明）12月13日晚，和往常一样陪妻子在小区散步时突然晕倒在地，后抢救无效去世。

病床上的魏延政 / 来源：互动百科

2016年8月，罹患绝症（透明细胞肉瘤）的前华为高管魏延政，在与病魔对抗5年后去世，年仅41岁。

根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知名移动支付开发技术公司Square的联合创始人Tristan O’Tierney（奥蒂尔尼）已于2月23日去世，年仅35岁。

来源：Dominic Sagolla 

他的母亲Pamela Tierney在上周六发表了声明。

“我并没有官方诊断，” 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并补充说这可能与他的某种“成瘾”有关。她表示，曾有一名医生打电话告诉她称，奥蒂尔尼患有肾功能衰竭并且经历了心脏骤停。

作为雅虎和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奥蒂尔尼在2009年被聘请开发Square的原始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并一直待到2013年。

来源： Investopia

而凭借最初研发读卡器以替代昂贵POS机的Square，如今早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市场，成为了移动支付系统和传统商业服务的有力竞争者。该公司目前的市值为326亿美元，甚至已经超过了创始人的老东家——Twitter（推特）。

来源：截止美国时间3月4日7:31am的Square股价 / 来源：Marketwatch

在奥蒂尔尼的LinkedIn（领英）个人资料上，他标注了自己的常住地为洛杉矶，曾担任Voteraide的移动网络总监，也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的个人主页上还展示了他去过的城市，人物和风景照片，他称他的相机是其“独特创意的商店”。

事实上，奥蒂尔尼的突然离世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早在2017年，他就曾在Twitter吐露心声：“也许一些人已经知道，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一直与我的某种成瘾抗争。有一些成功，但是仍然更多的却是失败。Square建立了我的生活，但是这个病却把它带向了…”

言犹未尽，文中所附Instagram链接上的这张照片也早已删除。 

来源：Twitter @tristan

虽然我们暂时无从得知，奥蒂尔尼文中所指与其艰难抗争的“成瘾”究竟是指什么成瘾。但是这位年轻有为的“硅谷新贵”的突然离世，无疑令人扼腕，也启发深思。

在Twitter的个人主页上，他这样形容自己，“我曾找寻生命的意义，但在路上迷失了。或许（生命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瞬间之中吧。”

“过劳死”其实是日本首先发明的一个名词，日文发音为“karoshi”。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加班文化”似乎只专属于日本、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国家。

“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后，日本人的工作时长位于全球首位——他们都成了工作狂。”兰卡斯特大学压力专家卡利·库珀(Cary Cooper)说。

据BBC报道，在战后时期，日本员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多赚钱，还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企业都很欢迎这种新秩序，而工作成了日本人生活的核心利益。

随后80年代左右催生的“泡沫经济”，更是令日本的上班族们不堪重负。在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有接近700万人 (约占日本当时总人口的5%) 每周工作60小时。

当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时，日本的加班文化反而愈演愈烈。随后的几年时间被日本人称作“失落的十年”。在此期间，过劳死的比例甚至达到了流行病的级别。管理和专业岗位的死亡率大幅飙升，此后再也没有回落。

而在相邻的中国，超时工作的压力也同样存在。

2018年3月，根据中国青年报与问卷网对中国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称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2018年中国青年报与问卷网调查数据整理作图

其中，46.6%的受访者加班大多是被迫，33.6%的受访者则大多是出于自愿。

事实上，传统中认为澳洲等西方国家人民都在享受更为轻松的“朝九晚五”工作制度的观念，其实也并不准确。

比如上个月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长途飞行员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他们的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 - 这使他们处于由疲劳导致身体机能受损的高风险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家律师事务所也正在接受关于“迫使员工过度工作”的调查。

据报道，在墨尔本的King & Wood Mallesons 律师事务所，忙于银行皇家委员会一案的律师们因为实在太过劳累不能回家，因此只能留在办公室中过夜。

而在悉尼的Gilbert + Tobin律师事务所，则有消息透露，该律所的律师正在通过摄取药物与其他补品来应对疲惫。

澳大利亚平均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各项指标 / 来源：2017年11月《澳大利亚生活》报告

其他常见“超时工作”的领域则是采矿，农业和建筑业。大约13％的劳动力——其中19％的男性和6％的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使自己与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

事实上，其中许多超时的工作也并不会被雇主计入报酬之中。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 Carney and Stanford (2018) 的调查报告数据整理作图

关于“科学管理”的讨论研究已经持续了大概一个世纪。

事实上，工作时间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一条经济规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生产率在某一点达到峰值，然后下降。因此，超时工作有可能不但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反而对工作效率也是种变相伤害。

工作时长与工作完成效率的关系曲线，以及”当你意识到所有写出的东西都一团糟“的节点 

/ 来源：Mark Manson - The Observer

除此之外，超时工作对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大量的研究文献显示：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超时工作可能带来的健康代价如此之大，为何还有人前赴后继，加班加点的熬夜？

这个问题，大概无异于晋惠帝在一千七百多年前问出口的一句“何不食肉糜”。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联邦公平工作法案（第62条）限制了标准工作时长为每周38小时。根据法律，员工们可以自由拒绝超过38个小时之外的工作，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许多人甚至还会欣然接受加班，并将其视为职业道路上的必经之路——有的为了突出表现得到升职，有的则是为了保住工作。

面对澳洲越来越残酷的“First in, last out”（先到先得，后到出局）的职场竞争文化，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向它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