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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9日，瑞银（UBS）澳大利亚首席执行官Matthew Grounds（葛朗兹）宣布将于年底离开该公司。

这是葛朗兹在瑞银的第25年。

这也是他担任瑞银澳洲CEO的第11年，投行业务全球主管的第3年。

Matthew Grounds（右）与好友James Packer / 来源：AAP

从24岁就开始为这家澳洲投行巨头工作的他，如今也终于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虽然微笑时脸上免不了生起几道沟壑，但眼里却似乎透出看破大风大浪的平静。

他说，自己现在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起，而在想出“什么能够维持兴奋和兴趣”的最终答案之前，他可以用更多时间做桨板运动。

在澳洲颇为流行的桨板运动 （Paddle Boarding） / 来源：T'ashii Paddle School

葛朗兹的离开，也为瑞银、甚至整个澳洲投行的黄金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

在那个时代，瑞银虽然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区都苦苦挣扎，却偏偏在澳大利亚市场表现一枝独秀——还经常能打败“体量级”更大、来自美国的竞争对手。

也同样在那个时代，华尔街的大人物们曾经每年都会问，这家瑞士投资银行是如何在澳洲的并购和股票资本市场交易中击败了他们的银行？

对于这个问题，葛朗兹甚至曾诙谐地给出了一个颇有“澳洲特色”的简单答案：

“袋鼠交易”。

在投行市场占有率上，瑞银仅次于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并在年度并购和股票资本市场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 /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根据IBIS World作图

“袋鼠交易”的背后，是头脑精明的葛朗兹以及与他一样出色的高管团队。在瑞银总部奖金池不断缩小且被瑞士政府冻结的时候，这些高管们与总部达成了一项协议，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澳洲奖金池。

丰厚的薪酬计划，促使这些银行家们以及这家投行在澳洲像开足了马达一样飞速前进——直到“袋鼠交易”的戛然而止。

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该计划在2013年秘密宣告截止，而最后一笔有关该计划的报酬于2017年付现。

与此同时，瑞银这架曾在澳洲投行市场一路狂奔的马车，也终于在这个时刻匆匆刹住了车。

来源：UBS

2015年，瑞银澳洲的投行营业收入为3.675亿澳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的2016年，营业额却出现了8.2%的负增长，降至3.375亿澳元。

不仅仅是瑞银，这也是来自于澳洲整个投资银行业，正在为盈利能力苦苦挣扎而发出的哀鸣。

有3股强大的力量，正在重塑这个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澳洲资本运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行业：

1. 低利率市场环境下的“被动投资”趋势；

2. 金融实力日益壮大的行业养老基金；

3. 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机构。

事实上，澳大利亚投行基金管理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微妙地改变着资本市场的平衡：

当被动投资与规模日益扩大的行业养老基金，一同挤压着澳洲投行股票资本市场团队的“用武之地”；

而原本“按兵不动”的监管机构，则在其盈利能力面前，化为了那柄终于出了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被动投资”

最近一段时间，被动投资（passive investment）和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成为了澳大利亚乃至世界投资的焦点话题。

不同于旨在战胜市场的“主动投资”（active investment），被动投资的投资目标在于满足于市场平均回报。大多数ETF属于被动投资，因为它们追踪市场指数（比如澳大利亚和海外的市场指数和次级指数），或者跟踪价格（比如大宗商品价格），甚至汇率。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ETF市场近日刚刚抵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今年上半年激增100亿澳元后，目前管理资产规模达到500亿澳元，并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1000亿澳元。

Stockspot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布莱奇表示，“不管是在投资澳洲股市、全球股市还是债券上，超过80%主动基金经理的表现都频频落败于该指数。难怪投资者们放弃选择高风险股票，转而选择更安全的跟踪市场指数的形式。”

事实上，除了低利率和低波动性的市场背景正在威胁着主动基金经理的生存之外，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也对投资银行业带来了重大影响。

BlackRock的Mark Wiseman（怀斯曼）表示，“市场在信息中消费、解释和定价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是由于科技创新而发生的变化——科技，使信息更廉价也更易获得。”

他举例补充，“今天，我13岁的儿子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在多年前可能只有那些极为顶端的基金经理才有资格获取——但是今天，这些信息都是免费的。”

怀斯曼认为，由于那些主动基金经理所拥有的信息优势正在被侵蚀，“明星基金经理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行业养老基金

当全球范围的投资倾向，正经历着从主动投资股票到被动指数投资的转变，澳大利亚的行业养老基金也已拥抱了这一变化——这无疑削弱了银行投入股票研究成本所带来的价值。

事实上，欧洲监管机构已迫使银行将研究成本与企业咨询成本分割。

而在澳洲，随着行业养老基金的规模如“滚雪球”式不断扩大，其中有些甚至已经大到可以吸引那些从市场寻求股本的公司，直接跳过投行找到它们。

而如果这一板块的资金像这样继续源源流入，那么到203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五、六支拥有2000亿至3000亿澳元资产的行业基金。

如果它们都拥有约10%的未上市股本资产，那么这无疑将加剧市场的非均衡化，并使投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巧妇，终是难为无米之炊。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瑞银还是其他，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正越来越剧烈，权力也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如今，精明的银行首席执行官们，不再允许他们的银行家再像从前一样承担股权资本市场的交易。

除此之外，各大投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任银行家——这一点从董事会要求在讨论交易时，另一位“独立银行家”与“关系银行家”一起出席会议上就可以看到。

3. 监管机构

挟制着投行盈利能力的另一股力量，是来自各个金融监管机构更严格的审查。

其实一直到2016年，澳大利亚的投资银行家们都认为，自己在工作时受到来自ASIC（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监管也并非无足轻重。

直到去年6月，ACCC（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毫无预兆地向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澳新银行与涉事高管突然“发动了炮火”。

指控牵涉德意志银行和花旗银行，在澳新银行配售股票中进行垄断交易：

2015年8月，澳新银行以每股30.95元的价格发行了8080万股股票，但没有透露其中的2550万股（占股约30%）是由这三家银行中的两家所持有。这2550万股股票价值7.892亿元，在筹股期间没有分配。

这样的股票垄断交易，在今天的监管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再会发生。

今天，一切都需要合法合规。那些投资银行家们在交易中讨论的，可能是一个关于法律上的细微差别，是对于一个决定的阐述，甚至可能是关于如何在五年后重新解释一个交易结构。

这与上世纪90年代，葛朗兹加入当时还没被合并成为瑞银的Potter Warburg时相去甚远。

被戏称为‘rockstar banker’（摇滚明星银行家）的葛朗兹 / 来源：Britta Campion

众所周知，拥有着扎实的关系银行模型的Potter Warburg，与以激进交易手法闻名的固定收益公司SBC Domingeuz Barry，在合并后一步一步成为了今天的瑞银。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理想的组合，将关系银行和强大的资本市场网络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只是时过境迁，光辉的历史并不一定代表现在也适用。

“监管的复杂性改变了与客户关系的性质，甚至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位来自瑞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家认为，投资银行业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

“过去大多数人，尤其是葛朗兹习惯的那种交易的性质，已经改变了。”

葛朗兹并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人。

长期与他处于“同一战线”共进退的Guy Fowler（福勒），早在今年4月时宣布将于年底前离开瑞银。

Guy Fowler（左）/ 来源：Dominic Lorrimer

而曾任瑞银澳洲股票联合主管的Chris Williams（威廉姆斯），也在今年5月时告别了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十五年生涯。

与此同时，瑞银隔壁的麦格里人事动静也不小：

接管了该行整整十一年的首席执行官Nicholas Moore（穆尔），在去年11月正式离任交接。

Nicholas Moore / 来源：Hollie Adams

这个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的银行家，在任期间见证了麦格里银行股东总回报增长了300%，国际收入提高至67%，不仅带领该行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还降低了其商业模式的风险。

随着这些元老级的“大腕儿”们的纷纷离场，澳大利亚的投资银行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

只是我们或许也不必对于这些变化太过慌张。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可能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比如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就为投行提供了许多潜在的功能应用，例如反洗钱数据共享、监管报告、贸易监督以及结算和清算。

毕竟从诞生那天开始，投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的脚步。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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