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3月13日，中国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赵立坚通过推特发出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几个诘问，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犹如刺破巨大气球的一根针，迅速引起了美国舆论场中爆炸式的反应。

有人认为，赵立坚的那句“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现在确实有必要找出零号病人，以及美国境内出现新冠病毒的源头，因为现在美国疫情信息太混乱了，很多民众的惶恐就是因为有很多未知没有解开。

当然，更多人认为，病毒起源的问题还是应该交给科学家来探求和考证。

但是，关于病毒的背后，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对美国生物武器研发爆出的猛料，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事情的引发还是从美国众议院的一场质询开始。

当地时间11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接受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这是美国CDC主任首次做出这种承认，之前在日本媒体做出“美国大规模流感中可能包含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时，美国CDC并未承认。

赵立坚在推特上传了一段现场视频，就是关于这段质询的。

视频显示，众议员鲁达(Harley Rouda)在听证会上问雷德菲尔德说，“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看似死于流感，而实际上可能是冠状病毒?”雷德菲尔德回答说:“在今天，美国有些病例确实是这样确诊的。”

在这次听证会上，民主党人批评行政当局在新冠病毒检测方面不得力。鲁达众议员是在这一背景下质询雷德菲尔德的。

这段视频为赵立坚提供了证据，于是发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有人认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句其实更大程度是一种反应式的情绪释放，重点是在后面，要求美国“透明，公开数据”。

在此之前，一些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是美军在去年10月到武汉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新型冠状病毒传到武汉。从中国国内的公开报道看，媒体曾就“美国运动员染病”一事采访过当时收治这些美国运动员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2月23日20点，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电话里明确回复南方周末记者：“武汉军运会期间，我们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疟疾是一种蚊虫叮咬或患者输入带有疟原虫血液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症状为发热畏寒，食欲不振，与新冠肺炎无关。

所以，从多个角度看，这更像是赵立坚以自己个人的发声平台，发表的一些看法。是对近来美国一些官员无端指责中国的一种反击。

比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11日宣称，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并没有采取最佳做法，而是掩盖了疫情，这导致国际社会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作出反应。

12日，同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官员，“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称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任”。

耿爽说，这种言论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中国为减缓疫情蔓延所做的努力为世界各国赢得了应对疫情的时间。

有专家告诉刀哥，在与美国政府目前这波官员进行“口水战”时，对方像蓬佩奥这种已经公开承认说谎是令美国强大的一种能力之一，所以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我们泼脏水、死缠烂打，把水搅浑。而我们的外交人员回应，都是要有理有据，所以从场面上看，我们处于被动接招的状态。

这位专家说，赵立坚这次用猜测性话语反击美国，其实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搅和一下美国的舆论场。但是这种招式，可能我们国内很多人，我们的对手都不太习惯。

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也有不少声音认为，美国批评中国的抗疫是为了“甩锅”。美国政府在1月底宣布将限制来自中国的乘客入境。但批评人士说，总统特朗普在公众场合淡化了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联邦政府在检测方面行动迟缓。

关于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究竟从何而起，至今仍迷雾重重。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月24日发表的一篇由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撰写的论文，将首名病患的发病时间前推至12月1日。该论文由近30名中国医疗机构的研究者所撰写，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救治新冠病患的一线。

而香港《南华早报》在13日刊登文章透露，根据武汉市相关部门在去年底发出的内部文件，把首次发现疑似新冠患者的时间，向前推到11月17日。

针对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文，13日耿爽回应称，“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讨论，美国政府个别高官和国会议员借此发表种种不实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抹黑攻击中国，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耿爽说，“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对病毒的源头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这几天一直在说的，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

的确，在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上，还是要看科学证据。

但是，关于病毒与美国的生化武器，一些传言早已有之。不久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就表示，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制的生化武器的一种。

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个例。

据俄媒体报道，前联合国生物武器委员会成员、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俄罗斯微生物专家伊戈尔·尼库林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能来自中国之外。

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都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俄罗斯质疑新冠病毒出自美国的黑手，有其依据。俄方认为，美国从未停止过对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1972年签署的联合国《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从此摆脱束缚，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生化武器。

近年来，俄罗斯媒体对美国在其周边国家建立军事生物实验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披露：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打着帮助独联体国家防止生物威胁的旗号，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建立生物实验室网络，对俄罗斯形成了半弧形包围的态势。

这些实验室网络分布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对此深感威胁和担忧。

苏联解体后，由美国国防部降低威胁局（DTRA）和美国参议员塞缪尔·纳恩（Samuel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输、储存、退役和维护计划，即 “减少生物威胁—合作参与生物计划” (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 CWEP), 也称“纳恩-卢格（Nunn-Lugar）计划”。

理查德·卢格

根据上述计划，美国五角大楼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技术并在前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取了前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美国五角大楼为此预算拨款21亿美元。从此，美国在秘密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方兴未艾。

俄专家认为，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生物实验室是围绕俄罗斯进行生物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鲁吉亚：2011年，由美国五角大楼降低威胁机构出资1.5亿美元，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建立的具有三级防护功能的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启用。时任美国参议院国际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原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安德鲁·韦伯出席了揭幕仪式。该实验室从此以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的名字命名为“卢格”实验室。

根据美格协议，该实验室由美国防部直接控制，格鲁吉亚政府无权对其监督。在该中心工作的美军生物学研究者和其他非军事研究人员都在格鲁吉亚享有外交豁免权，并可使用外交渠道运输生物材料。

在美军方的文献中，它被列为“美在国外运行的研究单位”。参加格鲁吉亚“卢格”实验室工作的除美军方的生物学研制单位外还吸收 “西图公司”、“巴特尔”、“迈塔”等私人大公司参与。这三家私人承包商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各类政府机构提供生物研究服务。

“巴特尔”公司还与美国国土安全局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是2006-2016年的3.444亿美元联邦合同，另一份是2015-2026年的1730万美元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巴特尔”公司还掌控着坐落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 Maryland）的最高秘密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全美生物防御分析和反制措施研究中心”（NBACC）。

美国的秘密生物实验室优先研究课题，是可用于生物武器的潜在病毒株，包括可传播土拉热杆菌（兔热病）、炭疽、布鲁氏菌病、登革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非洲猪瘟、西卡病毒、SARS病毒以及蝙蝠和传播传染病的多种吸血昆虫、蚊蝇，评估气溶胶毒素的危险影响；评估类鼻疽病毒对灵长类动物气溶胶的毒性效力，和其作为恐怖生物武器的潜力。

梅契尼科夫

乌克兰：美国在乌克兰策划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后，美军方对在乌克兰开展生物研究发生了特别兴趣，与乌方签署了一揽子重新装备乌境内生物设施的协议。美国五角大楼威胁降低机构出资1.7亿美元，于2010年6月15日在敖德萨市的梅契尼科夫抗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成了第一个生物实验室，随后又于2013年在基辅、文尼察、捷尔诺波尔、乌日哥罗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辛菲罗波尔、赫尔松、利沃夫、哈里科夫等地建立了15个生物实验室。

阿塞拜疆：五角大楼在阿塞拜疆投资约1.7亿美元，升级了阿塞拜疆生物实验室的网络，于2013年在巴库建造了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并在阿塞拜疆不同地区建立和升级、改造了大约10个生物监测站。

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军方在乌兹别克斯坦投入1.3亿美元，于2007年至2016年先后在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乌尔根奇、布哈拉、苏尔汉达里亚、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以及撒马尔罕地区建成了生物实验室网络。

亚美尼亚：由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机构提供资金，于2016年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久姆里、伊杰万三地建立了生物实验室。美国五角大楼仅对埃里温一个参考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大约投入金额为1800万美元。

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微生物科学的主要研发基地之一。美国不仅对亚美尼亚在微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感兴趣，更对亚美尼亚微生物培养存贮库中的约14000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菌株（鼠疫，兔热病，炭疽，脑炎，口蹄疫，非洲猪瘟等）抱有极大兴趣。

哈萨克斯坦：美国五角大楼减少威胁机构共投资1.7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阿拉木图原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参考生物实验室于2016年9月落成启用。美国还在该实验室建设了一个中亚疾病预警系统。

原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储存有大量的鼠疫，霍乱，兔热病，炭疽和布鲁氏菌病等病毒菌株。俄罗斯特别对美国在自己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内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建立生物实验室挖墙脚的做法十分恼火。

美国“大药房”把美国利益集团紧密捆绑在一起。

俄罗斯专家披露，美国的秘密生物战计划还与生物制药紧密结合，吸收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参与，形成了所谓的美国“大药房”联盟。这一“大药房”把美国国会议员、军事集团、制药和军工企业的利益密切融合。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生物武器可以有选择性地迅速消灭敌人的人力，胜利者只是在被征服的国家的领土上"清除垃圾"。美国还用人体进行生物进行实验，对当地居民进行秘密生物攻击。

在建有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独联体国家，各种传染病疫情频发，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巨资从美国进口药物和疫苗。

2018年，格鲁吉亚国家前安全部长伊戈里·格奥尔加泽对媒体揭露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卢格”生物实验室用人体进行秘密试验，导致许多实验对象死亡。格奥尔加泽还向媒体展示了相关文件并要求特朗普政府对此进行调查。这引起了轰动。

2018年9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要求美国官方对其在格鲁吉亚秘密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做出解释。

俄罗斯专家指出：众所周知五角大楼是战争机器，而不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医院。质疑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实验室网络具有双重目的。生物武器本身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它不用开一枪就可造成比原子弹更大的危害。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泄露都会威胁到整个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早在2016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言时就指出：“美国长期不遵守40多年前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千方百计阻止关于建立执行《公约》的核查机制。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一系列生物研究项目，包括在我们的邻国，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2018年，拉夫罗夫还在阿拉木图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外长会议上说“我国安全部门和专家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出现感到特别紧张，不排除这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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