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这些CEO得到了数百万澳元的奖金。他们的公司几乎不纳税？,东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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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都市报》导读

澳大利亚税务透明办公室（Tax Office transparency）的记录显示，澳大利亚10家顶级企业的高管薪酬飙升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而这些企业缴纳的公司税很少，甚至为零。

《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时代》（The Age）对澳大利亚证交所上市公司四年的税收数据和年报进行的分析显示，尽管税收收入被下调了至多46亿澳元，但高管薪酬在2016-17年度（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新一年）还是回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澳大利亚一些大公司——Transurban、Domino’s和BlueScope——的首席执行官们获得了数百万澳元的奖金，而他们的公司却没有缴纳任何税款或高折扣率。

CEO以奖金的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并且在折扣或非纳税公司的高管薪酬上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但这一数字来自于高管薪酬与工人工资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所导致的社区不安，一直停留在历史最低点。

Domino’s首席执行官唐•梅杰（Don Meij）在出售了这家披萨巨头的部分股份后，实现了高达3680万澳元的薪酬。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公司税收的三倍，为1410万澳元，相当于2016- 2017年全部30%税率的19%。

尽管该公司当年利润增长了28.8%达到1.185亿澳元，但仍支付了折扣税，为梅杰赚取了110万澳元的固定工资以及360万澳元的长期激励期权。

Domino’s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数字之间总是存在差异，“因为该集团并非所有利润都在澳大利亚纳税”。“我们在业务上投入巨大，包括创新技术。这一点，以及我们的规模带来的好处，意味着我们将利润带回国内，并有资格享受某些税收抵免。

根据澳大利亚养老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最大的100家公司的CEO平均薪酬从2007年的550万澳元下降到2011年的470万澳元，但自2017年以来已经稳步回升至520万澳元。

在圣诞节前的年度大会上，公众对高管薪酬的不满以创纪录的抗议票数达到高潮。代表散户股东的澳大利亚股东协会（Australian investors Association）警告称，商界必须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目前有迹象显示，在联邦选举前，政界将对大企业采取强硬立场。

尽管支付了4月份离职的CEO克雷格·梅勒（Craig Meller）超过300万澳元的奖金，但受到银行皇家委员会不端行为主张困扰的AMP，在去年仅支付了公司税率的11％。

澳洲航空（Qantas）首席执行长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获得了价值1,020万澳元的薪酬，其中包括2017年210万澳元的底薪。今年是澳航5年来首次因纳税而损失了数十亿澳元。

根据对税务局数据的分析，Transurban从悉尼和墨尔本的M5和CityLink上收取了数十亿澳元的过路费。自2013年至2014年开始实行透明记录以来，该公司一直没有缴税。

该公司首席执行长斯科特查尔顿（Scott Charlton）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获得了650万澳元的奖金，其中奖金最高可达450万澳元，此外他在此前四年还获得了额外的奖金。

一位发言人表示，据该公司估计，自2002年以来，投资者已经从Transurban的分销渠道中缴纳了超过11亿澳元的税款。“修建新的高速公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而在修建这些公路的几年里却没有任何收入，这意味着我们在投资的最初几年就会产生会计和税收损失。”

钢铁制造商BlueScope在2017年向前首席执行长保尔奥马利（Paul O'Malley）支付了近400万澳元的基本工资，自2013-14年以来却一直没有缴税。该公司将澳大利亚约27亿澳元的税收损失结清，其中包括研发税抵扣。

与此同时，建筑跨国公司Boral在2016- 2017年缴纳了19.8%的税率后，在其首席执行官迈克•凯（Mike Kane）的工资之外，又多给了他200万澳元。该公司表示，除研发支出抵消外，还获得了外国税收抵免。

澳大利亚股东协会（Australian investor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长朱迪思福克斯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股东们对于什么应该是合适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严重缺乏对企业的信任，不仅是对银行，对企业也是如此。毫无疑问，社会大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在获得非常高的固定薪酬的同时还能拿到奖金。”

在全球范围内，澳大利亚高管和员工薪酬的差距仍落后于美国和英国。美国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00倍，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180倍。澳大利亚高管的收入是平均工资的5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