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巨大的繁荣鸿沟正在吞噬着澳大利亚。当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健康的时候，有600万生活在城市之外的人不断面临破产，失业，缺乏基本服务的境地。

但是大城市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澳大利亚联邦基础设施部10月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糟糕的高峰时段交通状况，已使墨尔本的早晨通勤时间在10余年间增加了12分钟，平均达到43分钟。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近年来人口增长迅速。在截至2016年的5年里，悉尼和墨尔本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分别为1.9%和2.3%。其他首府和主要城市也增长强劲。16年前报告预计到2042年澳大利亚人口将不会达到2500万，但是移民却将大关突破的时间推前到了上个月。

政客们对此尤为上心，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越来越极端——意图推出将新移民引向人口较少的州及乡镇地区（smaller states and regional area）的政策，来缓解澳大利亚各首府城市的人口压力。

但任何所谓让新移民分散到有足够空间地区、所谓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且从长远看，这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

一

外郊居民：现代版“被遗忘的人”

超过120份文件详细描述了生活在澳大利亚大城市之外的人在各方面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澳大利亚乡镇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可支配收入少了18%，而财富更是少了近30%，甚至比他们城市亲戚的平均寿命要少两年。

收入和财务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显示，首府城市以外地区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仅为每周880澳元，比首府城市低18%。资产净值的差距甚至更大，首府城市的家庭资产超过100万澳元，比偏远地区高出29%。

北领地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一篮子食品杂货在偏远地区的价格为824澳元，而地区中心超市的价格为558澳元。此外，偏远地区的汽油价格更贵，他们还要驾车开更远的距离，因此交通费要比城市高得多。

同时，Garvan研究基金会发现，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约有39%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在城郊和主要城市，这一比例分别为24%和17%。

失业率

由于就业机会匮乏，教育程度较低，偏远地区的失业率是大城市的两倍多，也比大城市更有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依赖福利救济，或从事低收入，低技能工作。

在许多地区，青年失业率几乎是主要城市的两倍，达到20％，北昆士兰州的部分地区高达65％；昆士兰州内陆地区的比例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翻了一番，达到67.1％。

教育

研究发现，几十年来，来自农村、乡镇和偏远地区的学生成绩一直落后于城市学生。在城市的3年级学生中，只有2%未达到全国最低阅读标准，但这一比例在乡镇地区上升到了5%。在更远的地方，偏远地区的比例大幅上升至12%，在全国最偏远的地区，比例又飚升至36%。

除学校外，在20-24岁的人群中，城市64.1%的人至少有一份3级证书，在农村和乡镇地区则下降了8%到12%。昆士兰大学指出，乡镇地区的大学生录取率明显低于城市，这表明他们负担不起迁到城市学习的费用。

健康水平

获得医疗保健是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更明显的分歧之一，在乡镇地区，预期寿命比城市少两年多，居民更有可能因大量的医疗条件缺乏而过早死亡。

数据显示，在城市中，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为528人，而偏远地区的死亡率高达782人。

另外，生活在乡镇地区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差，吸烟更多、酗酒，锻炼少，而且更有可能超重或肥胖，并有高血压。

这是由于在城市外工作的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非常少。在大城市，每10万人的全职医生数量为437人，但在乡镇地区只有272人，在偏远地区则只有264人。

基础设施和服务

许多偏远地区的议会甚至无法维护其碎石路面，尤其是在被极端天气破坏后。

悉尼科技大学的Joseph Drew博士和Roberta Ryan教授表示，即使是在新州西北斜坡地区，也没有通自来水，下水道服务或柏油路。

城市与偏远地区的差距已如此的不明显，此时联邦政府若计划强迫移民和难民住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不免令人担心这将给本已紧张的乡镇服务和基础设施带来更大的压力。

而这从长远看，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将导致该地区的工资水平逐渐低于其他地区。这使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不愿搬到该地区，并令更多劳动力随之流失，不仅没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反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而在偏远地区不具备优良的就业、住房、卫生保健和教育设施之时采取该政策，未免操之过急。

二

大城市的人口适应能力超乎想象

澳大利亚智库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发现，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城市对人口增长的适应能力相当出色。

据其分析，虽然澳洲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接近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但在截至2016年的五年中，平均通勤距离和时间几乎没有相应增加。尽管有关削减澳大利亚移民吸纳人数来解决拥堵问题的呼吁不断，但这项研究却发现，移民并未使城市陷入停滞。

虽然尽管WestConnex、墨尔本城铁和Cross River Rail等大型交通项目尚未完工，但是整座城市仍可以应对。

Grattan Institute交通项目主任Marion Terrill表示: “截至2016年人口普查的五年间，平均通勤距离几乎没有增加，通勤时间几乎没有变化。”

事实上，在我们的认知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大部分工作均集中在CBD地区。伴随澳洲大城市人口的增长，人们的通勤距离也就变得越来越远。实际上，在CBD工作的人数不到2/10，而3/10的人在离家较近的郊区工作。

区域就业中心的重要性同样夸大其词。例如，Parramatta在2016年仅占悉尼就业岗位的2.3％，这一比例在五年内没有变化。同样，莫纳什大学和医疗中心的所在地Clayton在2011年占墨尔本工作岗位的1.7％，在2016年依旧如此。

同时，就业方式也在不断的适应人口增长。一方面，很多人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场所；例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工作，搬家或离开这座城市；另一方面，很多人开始选择改变自己的通勤工具，选择搭乘火车上班。

这并不是说人口增长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好。有些人选择不去做离家太远的新工作; 有时为了避免高峰时段的交通，人们决定不冒险外出; 有些要么支付更高的租金，要么不负担不起过去或曾经住得称心如意的地方——公共交通过于拥挤，通勤时间也不可靠。

三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

近年来，出生于婴儿潮的一代澳大利亚人大量退休，意味着对技术移民有所需求。意味着澳大利亚需要移民来补充越来越多因退休离开劳动力队伍人员的空缺。

新移民中约45%是技术移民，是IT专家、金融专家、创意产业工人，而这些人工作在城市，也居住在城市。以澳大利亚软件企业Atlassian 为例。这家计算机软件公司现在是世界领先公司，其办公室就位于悉尼市中心的马丁广场。

澳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家Liz Allen也表示，“将移民赶到乡镇地区可能让澳大利亚对高质量移民失去了吸引力。这是这个提议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看起来在这在政策制定期间未能得到考虑。”

澳洲城市值得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继续扩张，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城市，在公共交通网络的支撑下拥有最好的工作岗位。

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借鉴纽约和伦敦的方式来解决城市增长的问题。例如，伦敦除了兴建新的地铁线路，还在开发新的城市升级项目，会令新的工作机会、住房、生活设施、公园、幼儿园和学校等诞生。

随之而来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伦敦Battersea Park城市升级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寓楼里有3500套新房子，创造了1.5万份新工作，还有公园和社区设施。

在地球另一边，纽约正在城市内部建造一个名为Hudson Yards的城中城。这一开发工程包括4000栋新房子和1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以及三个公园、一所学校、一家酒店和广阔的零售空间。

澳洲的主要城市，正处于迎头赶上伦敦和纽约经济主导地位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试图将增长推向偏远地区，就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四

“切肤之痛”如何缓解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倡导，以确保澳洲大城市变得与众不同，拥有让这座城市变得与众不同的便利设施和生活方式，而不是阻止新移民去往他们心仪的地区。

我们的政治家应该专注于促进居民的自然适应。 这意味着消除居民定居和企业选择所面临的障碍，以帮助找到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地区落户。

例如，州政府可以取消印花税。同时，政府可以引入交通拥堵费，以鼓励那些不需要在高峰时段出行的司机远离受拥堵影响最严重的道路。

其次，顺应时代的变化，适当改变土地使用和规划。比如接受越来越多的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公寓里这件事。在可负担性较高的郊区批准建造更多的受人们喜爱的住房类型和高层商业地产，吸引企业外移，进而平衡各个区域之间的人口密度。

第三，协调移民和就业。自198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系统帮助国家吸引了数十万名高素质的移民。但该政策的一个副作用是似乎有40％的移民存在“学历高于实际要求”的情况。

导致技术移民体系和就业市场不匹配还存在一个主要原因，即雇主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并非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制度纳入的人才。进而言之，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的原因是雇主向移民管理局申报要求和移民局纳入这些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可长达数年。

而且，在澳大利亚市场，很多企业雇主并不承认新进技术移民在境外的工作经历。因此往往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给予这些技术移民很重要的职位。但如果他们无法获得相关的澳大利亚经验，他们要么延迟进入相关的专业领域，要么另谋他职。由此加剧了不协调，一方面紧缺人才继续缺乏；另一方面，新进技术移民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

“新移民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不能放弃建立开放、包容、欢迎大家的超级都市的梦想。”

种种证据表明，移民并不是造成人口压力和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原因。世人总是乐于看到移民政策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但又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支出确保经济能够应对大量移民流入的需求。 结果，就看到很多大城市都不堪重负，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公用事业供不应求。这种局面反过来会对澳洲的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澳洲人的财富分配进一步扭曲。结局是，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澳洲人把矛头指向了移民大军。

长此以往，澳洲经济持续增长之路会不会走到尽头呢？而鉴于大多数澳洲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切肤之痛，这种居安思危的考量就显得更有必要。

也许，澳大利亚只有在经历一场衰退后才能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合理规划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