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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改革
是除奸革弊还是欲盖弥彰？
结语
在今年5月联邦大选中当任澳洲总理的莫里森（Scott Morrison），虽说这半年多位子还没有坐热乎，但棘手的状况却不少:
前有澳大利亚经济增速跌破十年最低，近又有悉尼被肆虐多日的大火烧成了“末日城市”的景象。
被丛林大火浓烟笼罩的悉尼 / 来源：John Grainger
而“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莫里森，也在最近点燃了或许是自其5月联邦大选中当任以来，今年的最后“一把火”：
12月5日，莫里森宣布对澳洲联邦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重大改革，将公共服务部门的数量从原本的18个削减为14个，并创建了几个全新“超级大部门”。
现任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 / 来源：ABC NEWS
除去10个部门未变，其他部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比如其中原有的「工业、创新及科技部」与「环境能源部」中的能源职能，以及「就业、技能、小型及家庭企业部」的小型企业职能，被一举合并为「工业、科学、能源及资源部」；
原有的「通信与艺术部」与原有的「基建、交通及城乡开发部」一同合并为「基建、交通、城乡开发及通信部」，曾被前总理吉拉德带入内阁的艺术部则在这次变动中“消失”了；
而原有的「人力服务部」，则以隶属于社会服务部的新行政机构「澳大利亚服务部」的身份新建。
来源：莫里森于12月5日宣布的声明
与此同时，从2020年2月1日起，还将有5位部门秘书的原有职位被革除，这包括在原农业与水资源部担任秘书的Daryl Quinlivan，以及就业与技能部的Kerri Hartland、人力服务部的Renee Leon、通信部的Mike Mrdak，以及工业部的Heather Smith。
至此，这场看似大刀阔斧、除奸革弊的政府部门改革，对于“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澳大利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变动的背后，又透露着哪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蛛丝马迹？
据称，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自1987年以来对联邦公共服务部门进行过的最具戏剧性的改革。
换言之，这些部门数量的削减，意味着澳洲政府可以“确保更有效率、更有效果地提供澳大利亚人所依赖的服务”。
——但这或许是每一届澳洲政府宣布改革时都会说的“套路”。其实哪怕这次政府部门原封不改、甚至增设，相信莫里森一样也会给出相同的承诺。
几乎每届选举之后，各部门都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经常远远不止一次。
——变化发生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澳洲公务员们私底下还为其起了一个名字：
MoG（changes in “machinery of government”，政府机组传动）。事实上，据早年间曾在基廷政府中担任艺术部长、行政服务部长等职，后转攻学术界的麦克穆兰（Bob McMullan）估计，自1993-94年以来，澳洲联邦政府部门发生了高达两百多次的变化。
麦克穆兰表示，“在2015至16年间，在政府机构的21次不同变动中，共涉及到8000名工作人员的流动。自2013年选举后的变化，则涉及12000名工作人员的流动，(这些人员流动)分摊到平均每个机构的费用为1400万澳元。”
既然变化发生如此频繁，那么为什么说最近的变化是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改革呢？
其实是因为在那一年，是霍克政府首先提出了把一些部门合并成“超级大部门”的模式，尤其是将教育、就业和培训部门结合在一起。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现在又到了该重新回归“超级大部门”的时候了。
事实上，自从霍克的时代开始，以环境部为例，就经历了改并通信部、接着再重新改回环境部，接着被并入乡镇发展部，总理内阁部，再回到乡镇发展部，接着是律政部，再回到一开始的通信部，直到现在——它被并入了基建、交通、城乡发展与通信部这个超级大部门。1983-1991年时任澳洲总理的霍克（Bob Hawke）
有意思的是，这些被麦克穆兰戏称为“旋转木马”式的政策，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部门改革，完成将职能从一个部门传动到另一个部门的转变，而许多职能在部门之间来回轮替后最后回到了原点。麦克穆兰称，“在过去十年中，比如在负责儿童保育、老年人关怀和原住民事务方面职能的部门都经历了多重转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职能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几年后才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补充道，“将财务结构、IT支持、财产责任和人力资源体系与旧组织分开，并将其重新整合到新的组织中，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要是这些部门变化真如他所说的，既“原地踏步”又“劳民伤财”，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在澳洲政府中持续发生呢？根据莫里森总理本人的说法，本次改革中政府部门的削减与合并，“将使我们能够解决官僚机构的冗杂，改善决策，并最终为澳大利亚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澳大利亚人应能根据他们的需要获得简单和可靠的服务。”
他补充，“新架构将推动在重大政策面临的挑战方面加强合作。例如，更好地整合政府的教育和技能政策，并确保居住在当地的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而在被问及谁将是新环境和农业部的高级部长时，莫里森为该超级大部门拥有多个部长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表示，“环境部长莱伊(Sussan Ley)将负责环境事务，农业部长布里麦肯齐(Bridget McKenzie)将负责农业政策，莱托布劳德（David Littleproud）则将负责水资源政策。”
此外，再加上一下子裁去5位部门秘书的“大动作”，莫里森似乎对于在本次部门改革中“除奸革弊”势在必行。
实际上，莫里森还在此前就即将公布的一份题为“梭迪评论”(Thodey Review)的澳洲政府部门公务员独立调查报告曾公开表示，“将会对国家15万公务员的业绩考量标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森在本次改革中对于他的内阁部长们并无调整，也不会重新配置。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用了两个“非常满意”给他们喂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我所有部长的表现以及他们做出的工作，我都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实际上，这次部门大变动收获了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曾任澳洲公共服务部执行官的“多朝元老”波奇（Andrew Podger）。波奇表示，“部门规模更大、数量更少的主要潜在好处，是使内阁工作得更好。因为内阁规模越小，部长们就可以越自由地行使其下级部长作出决定(并分配资源)。”
然而这些变动，同时也竖起了让反对派大肆攻击莫里森名为改革，实则将自己的亲信集权并铸造“堪培拉泡沫”（Canberra Bubble）的大旗：
“当倡导减排的环保部门和能源部门黏在一起，而且几个部长职权平等，谁还能指望政府能做出什么决定呢？”
“当几个职能天差地别的部门被合并为一个部门，谁又还会需要对不同部门政策一窍不通的公务员们再给部长提建议呢？”
而能够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是在由前联邦政府财政部高级官员泰勒（Paul Tilley）撰写的《变幻的命运：澳洲财政史》一书中，记录莫里森本人还在担任财政部长时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财政部不应该告诉财政部长该怎么做。他们应该做的，是告诉财政部长他们对其计划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部长可以用哪些替代方式完成他想做的事情…财政部需要记住的是，他们的工作是就政府的议程向政府提供建议，而不是决定议程。”
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我们对于改革都从来不会陌生。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并使其不断地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时，政府理所当然地必须想尽办法冲破当下现实的困境，也更需要给对现实失望的人民一个交代。
当然，历史也证明，改变的结果不一定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或许下一刻可能会迎来停滞或更严重的危机，但也保不准前方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Scott Morrison to sack top bureaucrats and dismantle departments in wide-ranging public sector overhaul, Brett WorthingtonMorrison cuts a swathe through the public service, with five departmental heads gone, Michelle GrattanMorrison is perfecting the seal on his own personal Canberra bubble, Ross Git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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