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政策高墙，中澳之间农业投资仍然大有可为，这是从澳政府高层、商界、研究机构传达出的共同声音。中国将在澳洲未来的农业生产上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来真正的机遇将在哪些领域，又该如何把握？最权威
核心提示：避开政策高墙，中澳之间农业投资仍然大有可为，这是从澳洲政府高层、商界、研究机构传达出的共同声音。中国将在澳洲未来的农业生产上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未来真正的机遇将在哪些领域，又该如何把握？最权威的声音如是说。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4月27日讯 只养其牛，不取其地，这是一家名为Borderless Cattle（无国境之牛）推出的创新商业模式，主要面向中国富有消费者、高端餐馆、营养食品企业及专门俱乐部。
在澳洲的牛场上方将有无人机跟踪拍摄畜群，本地农民可以对着镜头另一端的买家与客户实http://www.acbnewsonline.com.au/html/2017/australianews_0428/18783.html时地说上几句中文，解释自己是如何照料这些肉牛的。
公司的负责人，一位生于新加坡、有着澳洲教育背景的企业家Yu Wei Siang表示，Borderless Cattle已研发出配套的技术与企业运营机制，可以让澳洲农民养牛、卖牛，却不用担心因为出售农地而受批评。
买到牛之后，Borderless Cattle的投资者可在自己的手机等智能设备上定期看到牛的健康状况，待养成后再宰杀、加工、包装到运送到中国，全链条“溯源”式地保障食品安全。
“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市场创造同出一种新的牛肉经济”，Yu Wei Siang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不是去买牛场，而是买牛，将喂养与放牧工作外包给农民。这种模式对于本地农场主也更具确定性。
农场主把牛卖给Borderless Cattle，而后者负责管理整体过程。如此一来，“土地的主权性得到保全，牛肉质量也有保障，并且给消费者带来‘可追溯性’”，Yu 博士说。这让澳洲产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概念，而不仅是一种食品来源或旅游目的地。
据称Borderless Cattle将在下个月正式推出这种跨境养牛概念，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Austrade）会参与其中，初期将在维州与昆州的农场推广。
“中国人想要吃得更健康，在获取食物时能够控制供应链的更多环节，提高整体的透明性”，目前常驻上海的Yu博士如是说。这种高度觉醒的健康及安全饮食的意识在大城市尤其明显。他提到，在上海，有一家专注于确保消费者知悉其食品源头的俱乐部，成员已超百万人。
由于农业土地触及国家核心利益，对于澳洲农业的投资如何避开敏感雷区，尤其受到两国商界关注。Borderless Cattle的跨境养牛概念不啻为贴合双向需求的一种有益探索。
中澳农业经济交往，从农产品贸易开始，到加工资产投资，再到土地等基础设施资产投资，呈渐次升温态势。2015到2016年间，中国企业财团高调收购Kidman牛肉帝国十万平方千米牛场的交易遭澳财长否决，凸显出农地投资，尤其是农场土地买卖面临的阻力。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外资入手农业土地有着明确限制，1500万澳元以上交易均须接受审查，并且这个额度是累计，而非单笔交易。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报道，避开政策高墙，中澳之间农业投资仍然大有可为，这是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CBC）近期举办的“买下农场之外：中国对澳农业投资”峰会传达的主要信息——两国的企业家与投资者应该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机遇。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总领事赵建在峰会上演讲时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将保持稳健快速增长。未来五年内，中国预计将会进口5万亿美元的商品，吸引6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而境外投资额也将达7500亿美元，这将为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带来更多资本、更多产品和更多机会。
这场中澳间的机遇盛宴将如何开启，如何在农业领域绽放？正是峰会探讨的主要议题。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ACBC）
“买下农场之外：中国对澳农业投资”峰会由ACBC维州分会（ACBC Victoria）主办，得到审计税务咨询机构BDO、澳洲联邦银行（CBA）及澳洲注册会计师协会（CPA）协力支持，吸引到澳中商界150余名嘉宾参与。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报道，ASIALINK董事会主席、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罗伯（Andrew Robb）见证了中澳自贸协议的签署，他在峰会的演讲中提醒澳洲企业，这份协议带来了极有利的关税优惠及市场准入，但这些机会最终也会为其它国家获得。言下之意：我们应当抓紧。
当前的外部条件对澳洲农业实为有利。罗伯指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带领下，或许会继续沿着贸易保护主义道路走下去，等同将机会留给了澳大利亚。澳洲的农产品可以在竞争减少的情况下专注于满足亚洲市场需求。而如果特朗普落实减税承诺，将刺激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结果将看到美元受推升，而澳元下行，这将让澳洲产品在出口市场更具竞争力。
罗伯表示，澳洲品牌在中国市场有极高声誉，有着清洁绿色健康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更应当注重产品的高质量，秉持生产的高标准。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澳洲，他建议应当关注农商业及服务领域的合资机遇。一则本地企业能得到资本支持，同时又打开了通往中国市场的大门。对于这点，现场的演讲嘉宾多有提及。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报道，与会嘉宾提到，澳洲农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市场通常会成为外国投资来源地，而海外投资者往往十分耐心，愿意花费较长时间来构建资产组合。未来澳大利亚将继续依赖外部资本实现农业发展。
澳洲农业研究院总裁基奥（Mick Keogh）在发言时指出一点重要的区别：澳大利亚城市和农村地区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并不相同，城市里的人往往对这些投资活动更有抵触情绪。需要资本的却是扎根土地的农民。
农业产出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因为农地扩张的机会有限，这种情况下新技术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产量有着决定意义，而这些都需要资本投入。
基奥认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将要求小型农场实现整合，人们要愿意拥抱新技术，适应新的、较密集的生产体系。
中国目前是澳洲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排在第二位的美国，重要性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基奥提醒中国投资者，投资于澳洲农业时需要有长期策略，“快进快退”并不可取。
澳洲的农业生产体系与海外其它地区的并不相同。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在于，澳洲企业管理团队的管理技能与经验。那些成功的农业投资都是愿意倚重本地管理团队的成果。
与罗伯的观点一致，基奥也十分认可合资合伙形式，这样的投资风险较低，能够将供应渠道与本地化的管理技术结合在一起。
澳洲农产品在中国的形象，除了清洁、绿色、健康，还有一条是代表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是澳洲食品与农产品呈现在中国中产阶层面前的四条宝贵特点。
澳大利亚有很大的空间来利用和发挥自己在业务运营及财务管理上的技能与经验，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加工工艺与技术等。靠近亚洲的区位特点也给其带来巨大的比较优势。
新希望集团澳新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总裁道林（Nick Dowling）指出，2011年亚洲中产阶层人口是5.25亿，到2030年预计会增到32亿人。消费支出的增长将由中国与印度驱动。
“澳大利亚的亚洲机遇主要是谷物出口，但未来，动物蛋白、加工食品及品牌食品出口会日益增长，并且带来巨大利润。亚洲人饮食与消费习惯的改变会促使牛肉等产品需求大增。
澳大利亚必须与其它出口国展开竞争，要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良好、高效的投资环境，加强贸易优势。”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报道，涉及到外国投资时有许多敏感话题，如关键基础设施、农业土地、住宅房地产等。澳大利亚外资委员会（FIRB）遵照国家利益行使职责，并确保任何外部投资不会违背国家利益。
近期，FIRB调整了农地及农业企业投资门槛，农地投资审核门槛是1500万澳元，对农企投资审核门槛是5500万，高于这个数额的交易无一例外，都要接受审查。
FIRB的董事会主席威尔森（Brian Wilson）指出，澳洲农业很大一部分资金必须来自于海外，因为有许多领域澳洲人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去投资。
在审核农业交易时，除了国家利益，还有许多公众和FIRB关心的方面，包括定价的透明性、关键基础设施的开放使用程度，以及对当地社区会产生的影响。
FIRB成立二十年来，每年审核500-600件交易，这期间驳回的申请其实只有五件。但是，媒体对未过审的案件给予了远远更多的关注。
有半数的民众认为目前澳洲的外资水平太高了。一小部分人甚至认为，应当禁止外资进入。威尔森认为，这是种情绪化的反应，没有考虑到经济方面的事实。
FIRB的目标是基于一系列标准审核投资提案，比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国家安全与市场竞争的影响等等，其它还要看是否做到合法合规，以及投资者的声誉品格等。
威尔森认为，澳洲公众需要基于充分信息做明智决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将会对外国投资更加熟悉和接纳，前提是外国公司要做到运营透明。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报道，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副理事劳伦瑟森（James Laurenceson）解释到，根据调研结果，诚然有些公众对中国投资表示抵触，但情况并没媒体描述的那么糟糕。
很清晰的一点是，不管对于来自哪个国家的投资，人们最在意的是外资持股比例。从这个角度讲，合资合伙不但从具有商业意义，也具有公共关系方面的意义。
目前中国对澳农地投资只占到全部此类外资的很小比例，约5%，但增长十分迅速。
洛伊研究院曾调查过，人们对哪个领域的外国投资最不支持，毫不意外，农业高居榜首。澳洲农业需要投资，外资想要进来，公众又十分抵触的情况下，如何向人们解释一项投资预计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而构建公众信心就变得尤其重要。
在峰会上，保健品集团澳佳宝的政府关系部门主管霍华德（Lyall Howard）与来宾分享了外国投资者如何处理政府与社区关系。
他首先强调，澳大利亚对外资一直具有依赖性，而本土的投资机遇要远远超过国内可以提供的资金。比如，西澳皮尔巴拉的铁矿产业首先是美国人出资支持的。澳大利亚有的是资源，但是没有资本去建矿场、铁道与机场等基础设施。
“这种对外资的需求不会改变，但外资交易在执行起来需要与政府进行复杂的沟通”。许多情况下需要有专业人士打理所有层级的政府关系，保持沟通顺畅。
霍华德提到了几点“实用”建议：
首先本土企业与外资商谈时不要遮遮掩掩。因为通常媒体会最先爆料，这正是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另外，向政府部门递投资提案时，往部长一级以上走，这很重要。参议院的后座议员很重要，当然，必须是在相应选区的议员。
国会议员代表的是身后的社区民众，外资企业应该理解澳洲的社区政治，及堪培拉的形势。
农村社区的受众比较集中，外资企业要了解其面临的听众。在农村仅11%的人出生自海外（城市中是26%） ，而农村地产交易量要少于城市，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脚下的土地和所在社区会有较重的依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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