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澳央行如市场所预期的，将基准利率降低至0.75％的最低纪录，距离量化宽松，澳央行只隔着再一次或两次降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说明7月份的降息决议时，澳央行完全没有提及“充分就业”。但在10月份的利率决议中，最后一段中明显提到了这一愿望，尤其是将其重要性等同于通胀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澳央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充分就业状况下的失业率远低于此前假设的5％，现在处于4.0％至4.4％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就业的失业率似乎也呈下降趋势。

考虑到现在5.3％失业率，这意味着实际上有超过10万失业者应该得到有酬的工作。澳央行知道其隔夜拆借利率的有效下限约为0.5％，并且对这一利率能够施加的影响有限，但央行仍可以对整个经济中的其它利率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澳央行采取非常规的政策道路，它更有可能类似于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而非欧洲央行采取的政策。

与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一样，澳央行更可能将政策利率降低至零，但不会为负，使用公开操作来就长期低利率的可能性提供明确的前瞻性指导，并通过购买政府证券以注入流动性并降低长期无风险利率。

当然，由于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借款发生在贷款曲线的中短期部分（与美国相反，美国的大部分借款为长期），澳央行可能会将其债券购买重点放在久期比海外短的债券上。

与欧洲央行不同的是，澳央行不会将利率下调到负区间，也不会参与支持信贷创造的政策，因为这类政策针对的是银行融资或信贷渠道中的问题，但澳洲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澳央行下一步降低基准利率时，可能会考虑共同发起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市场普遍预计，澳洲的量化宽松是一揽子措施，包括购买政府债券以降低长期无风险利率，从而对澳元施加贬值压力。

对于澳央行来说，还可以通过其现有的“回购”（或逆回购）安排，从稍长期的借贷业务来压缩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可以在短期内为银行提供日常流动性。或者作为逆回购，央行还可以购买原先就接受为抵押品的资产，其中包括银行发行的高评级高级债券和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资产支持债券。

企业信贷利差与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相符，相比之下，金融信贷利差仍是危机前水平的数倍，尽管大银行已从根本上降低了杠杆率并简化了商业模式，即将财富从股东转到债权人。四大银行在2007年以银行票据掉期利率加10个基点的价格借入五年期优先级债券，而今天它们的这一借贷利率大约是信贷利差的八倍。

通过压缩融资成本来优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于确保澳央行既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又能实现通胀目标至关重要，这是央行一段时间以来未能做到的。

尽管现房市场正在被很多预测言中，未来12个月内将出现高达10％的快速复苏，但这并不构成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新建住房市场疲软，住房信贷增长依然疲软。即使悉尼房价在明年上涨15％，也只能补回自2017年中期以来的跌幅。

但Crestone Wealth Management的首席投资官Scott Haslem认为，长期处于极低或接近零的无风险利率的前景可能会对投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造成这种情况有一些关键催化剂，特别是低增长和低通胀。投资者越是认为通胀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就越应该考虑经济处于“周期中间”而不是周期末端。

从结构上讲，较低的利率也为股市提供了更大的估值支持，但也可能使资金更倾向稀缺的成长型板块或具有防御性收入特征的板块。例如，近期表现较好的成长型板块和收益率总体上可能会继续受到接近零利率环境的良好支撑。

这也意味着，本来收益率就已经很低的国债的估值可能并不是那么贵。

此外，长期的零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以及经济倾向于“混搭”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衰退）到另一个极端（过热）的过程，可能会增加基金投资选择的潜在的收益。另类投资中的流动性不足溢价优势也会更明显。

不过他亦提醒，就通胀最终可能再次出现的程度而言，零利率可能增加了这样的风险：每个人都处在错误的一边，并试图迅速转移到另一边，这种情况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

尽管澳洲经济似乎处于长期接近零利率的风口浪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投资环境，但前景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因此，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始终是关键，而使投资者因缺乏流动性而获得报酬的另类资产（例如私募股权）则相对更具吸引力。

同样，值得考虑的是私人信贷市场，在该市场中，可以安排合理的风险，以远高于持续的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率来获得定期收入。在更传统的资产类别中，针对具有强大基础长期主题的区域和行业的积极投资可能会在建立投资组合时变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