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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构世界货币秩序？
复制“下一个中国”太难了
这片蓝海，水很深
结语
2020年5月31日，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难得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亲自下厨的照片。照片里，他春风满面地用双手托着一道再经典不过的印度菜：咖喱角。莫里森在文字间难掩自豪地称之为“莫式咖喱角”（ScoMosas），并有些“肉麻”地喊话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真可惜我们这周举行的会议是远程，不然我真想与你一起分享这些素咖喱角与蘸酱。”这才过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位澳洲总理爱吃的亚洲食物，似乎就已经从澳洲联邦大选拉票时的中国小笼包，被替换成了印度咖喱角。2019年4月，莫里森总理在位于悉尼的亚裔移民聚集区Strathfield的一家中餐店品尝小笼包 / 来源：ABC News: Marco Catalano
澳洲总理“美食外交”策略的微妙变化中，其实暗藏着玄机。实际上，就澳大利亚最近几个月的动向而言，确实有那么点把印度当成“下一个中国”的备胎上位的意思：比如这厢与中国外交关系紧张，那厢就与印度紧锣密鼓地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协议、同意加强军事合作；再比如前脚刚从中国市场吃了闭门羹的澳洲大麦，立马利索地就盯上了印度出口市场…随着两周前发生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界冲突风波仍未平息，在印度抵制与取代“中国制造”的声音也从民间延伸到了政府官方。6月29日，印度科技部针对TikTok（抖音海外版）、微信、微博等59个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社交软件宣布了封杀令，理由是“威胁印度主权与完整性、危害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但不过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这一说法便得到了TikTok印度负责人甘地（Nikhil Gandhi）的强烈否认。这不禁让人疑惑，印度这些谜之操作的背后，难道真的有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底气吗？在上世纪60年代，在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背景下，二战后的日本和欧洲通过出口创造了经济繁荣。到了1971年，美国虽然放弃了金本位制，但“美元统治世界”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但又过去了三十年，世界货币秩序的结构还是悄然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在低汇率的优势下向世界经济体系的新“中心”——西方国家和日本出售大量廉价产品，并成为了这个新体系中的“外围”。这就是在经济学家杜雷（Michael P. Dooley）、兰登（David Folkerts-Landau）、戈博（Peter M. Garber）早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知名论文《重构布雷顿》中所描述的“中国时代”。
该文章指出，这个过程将持续十年至二十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以每年1000万-2000万人的速度从中国吸收超过两亿的农民工，中国最终也将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这一个“中国时代”落幕的时候，下一个“印度时代”也就会随之登场。1944年7月1日，在一场汇集了富裕世界经济专家的战后货币体系讨论会议上，成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见证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诞生 / 来源：经济学人
实际上，在文章发表过后的第一个十年内，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便从一开始的不足3000亿，迅速增长到了2014年的40000亿的巅峰。直到最近，印度的外汇储备才刚刚跨过5000亿的分水岭。在1990年，整个国家拥有的美元甚至只有能付给外国供应商半个月的额度；而现在的水平，其实也只够印度应付两年的进口。但矛盾的是，印度本土最近从上而下的政治风向却反而在愈加倒退回到保护主义的过去。这体现在印度总理莫迪醉心于呼吁企业自力更生，其他政府官员则劝说印度民众支持购买本地产品——哪怕这意味着人们在购买的同时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看起来，印度并不觉得自己是下一个需要开放的世界工厂。实际上，甚至连越南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机率都可能比印度大。但可惜的是，越南虽然最近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这个人口还不到1亿的东南亚小国还够不上印度庞大劳动力市场规模的零头。这或许是因为近年来为中国崛起早就自顾不暇的美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心情再去帮助多余的两亿印度工人找到他们的客户。而对于许多选择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外企而言，原本还能坚定地支持这一发展战略，并保护其免受本国政界人士和工会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上升，全球各地商界精英们的声音也已经不再那么强大了。除此之外，担忧被美国财政部称为“货币操纵国”的威胁，也限制了印度储备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程度。更不用说，紧接着新冠肺炎又来了，还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疫情危机下，尽管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使这个除了中国以外的第二人口大国更加紧密地投入美国的怀抱之中，但美国在大选之年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失业，仍然使特朗普不得不向这位“好哥们”关上了一些门。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好哥们”关系并未带印度解困 / 来源：BBC
但“佛系”的印度，也并没有面临危机就此做出相应的劳动力结构大调整。事实上，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又下令延期“绿卡”冻结令直到年底，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的H1-B签证，这导致了印度全国的技术外包行业景象令人失望，但却仍然没有一丝丝厄运降临的危机感。当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界，见证了过去45年来这两个相邻大国之间最致命的冲突之后，两国之间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接触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高达500亿美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则为220亿美元。印度政府所谓“自食其力”的言论，或许只是为了摆脱印度经济对于中国商品和资本的依赖。在疫情的打击下，还有数以亿计的印度工人需要找到新工作。但在西方国家客户看来，印度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说不定还没有中国制造的更具有竞争力。虽然现实中，被中国“拒绝”的西方科技产业往往会把眼光转投向印度这片“蓝海”——就和澳洲大麦的命运一样。但即便是在印度，再强大的地方商业游说团体也往往不得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与代价，来摸清楚这个国家的市场参与规则究竟是什么。比如在印度投资了几十亿美元，却仍然无法在当地维持自己的电商库存体系的亚马逊。再比如已经等待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却仍未在印度得到其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发送和接收付款功能批准的Facebook。但拖累印度发展实现“下一个中国”梦最根本的障碍——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V.S.Naipaul）在著作《印度三部曲》中所言，或许还是从法律上已经明文被废除的种姓制度。令人感慨的是，虽然在今天的印度，低种姓出身也可以“出人头地”成为一国总理，但存在上千年的种姓制度在这个国家却仍然具有不可抹灭的影响。“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这个有沙漠城堡和封建王公、农民只知忠君不知其他的国邦里，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不仅是政府专员在行政部门看到的来自不同级别的庸才，还包括那些想要造福的底层民众。如何才能让这些世代出身低微、满足于把主子的荣光当作自己的荣光的人们，在今天就突如其来地学习开始有所期待、有所作为？”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6-28/india-s-protectionism-conflicts-with-aim-to-be-next-china?sref=oR6uKBU7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4/06/30/what-was-decided-at-the-bretton-woods-summit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australian-pm-and-modi-bond-over-samosas/scomosa/slideshow/76132391.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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