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se Klein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博士，
墨尔本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非营利组织MaliInitiative创立者兼CEO。
2006年，尚在Monash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她当选全澳年度青年（YoungAustralian of the Year）维州候选人。同年，代表澳大利亚，Elise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工作。
在世界范围内，人权，作为人类最核心的自然权利，为何会呈现地区、性别分布的不平衡态势？带着这种疑惑，Elise来到了马里（Mali），这片非洲大陆最晚独立、也是最欠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马里工作近十年才回到澳洲，Elise目睹了马里女性的种种不公正遭遇。如今的她，一直致力于以MaliInitiative为中心，开展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权利运动。她也从不刻意掩饰自己女权主义的立场，尽管这种立场可能会招来不少非议。
但饶有意味的是，当我夸她极富“女人味”时，Elise坐在位于墨尔本大学的办公室里，也开心地笑了起来。毕竟，女权主义从来都不是男性权利的对立面，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平等于人权的范畴之内，以实现跨性别沟通与理解。
我为什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8岁的时候，我做导演为父母表演节目，结果被说是霸道，但是男生却不会被这么说；15岁时，我的女性朋友放弃了足球，只因为她不想看起来肌肉发达；1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2014年，艾玛·沃特森（EmmaWatson）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上，一袭白色套裙，目光坚定，向世界宣告了自己女权主义的立场。和艾玛一样，Elise也在20岁左右的年纪选择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自然而然，也开诚布公。
在Elise15岁那年，澳式足球明星JimStynes来到她的学校，为公益组织“Reach”进行宣传讲座。在听完Jim和‘Reach’的故事后，Elise早慧地发现，自己“不应当止步于做让自己幸福的事情，更应该为他人带去幸福。”
一句看似简单的承诺，为Elise打开了国际发展学的大门；也正是这句应许，引领着她从纽约联合国总部来到马里。在这座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西非小国，她觉察，想为他人带去幸福，首先要让女性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信心与热情满溢，希望之花洒满土地。起来吧，城市和乡村，建立光明的马里。”国歌《为了非洲为了你》中的马里共和国，储廪丰饶,室罄不悬，俨然是非洲大陆现代化的象征。连台湾女作家三毛，都曾诗意地将沙漠居民的生活描写成“如上升的烟火一般”、“安详的近乎优雅”之事。
但事实上，文字只是一种理想。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马里在全球169个国家综合发展排名中名列160位。因食物短缺而饿殍遍野，因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是这里再寻常不过的景象。
触动Elise最深的，还是马里女性的悲剧式命运。
“在马里，统治国家的是男人，而为生活付出的则是女人。从懂事开始，做家务、照顾弟弟就是马里女孩的人生第一课。十几岁出头，她们就早早嫁人，生活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相夫教子，结婚后，由于缺乏避孕常识，往往一位马里妈妈需要独自抚养七、八个孩子。你随处可见身背婴儿襁褓、在田间劳动的马里妇女。生活重担尚且如此，教育对她们而言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比生活重担、教育缺失更可怕的是对马里女性精神、肉体的双重摧残——割礼（FGM）。“马里很多部落依然盛行割礼的习俗，在女孩5岁左右，部落长老就会为她们主持割礼仪式，其目的在于割除女性部分生殖器，以确保她们在婚前的童贞之身，以及婚后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割礼是男权对女性权利的阉割，没有快乐、只有被撕裂的痛苦，从某种意义而言，马里女性沦为了男性繁衍后代的‘工具’。”
在Elise看来，马里女性的悲惨命运，即是这片土地贫困命运的根源。在马里，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们是儿童的监护人，也是儿童教育的承担者。而现代化的教育，则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最优解。但是对于连基本人权都无从保障的马里女性来说，承担起这份重任可谓天方夜谭。
目力所及的地方，就是你会到达的地方。
“你的梦想是什么？”“放羊、娶妻、生子，孩子继续放羊。”放羊娃的故事不只是一纸笑谈；对于新一代马里儿童而言，因为来自母亲的家庭启蒙缺失，他们的未来，注定只是祖辈们一生的循环反复罢了。
“你为什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Elise回答道，
“因为女性是与男性生而平等的自由人，女性权利是人类权利的一部分；因为女性是传统家庭的核心，女性权利与下一代的发展密不可分。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情况就越是如此。”
“我希望我和我创办的Mali Initiative能够尽绵薄之力，用滴水穿石的恒心、金石为开的赤诚，改变这种境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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