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经济可能正在经历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季度衰退，但新南威尔士州，尤其是悉尼却在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逆势上涨。

以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经济状态的指标：国家最终需求为例，新南威尔士州的最终需求在2016年9月之前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增长了5%。这也是近六年以来的最好结果，高出此数据排名中第二位－维多利亚州（2.5%）一倍。对比之下西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就显得十分薄弱，其最终需求在九月份季度下降了3.8%，比一年前下降了9.5%。

一

造就悉尼的盛世繁华－2026规划

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11月份发布《悉尼2026》中对悉尼的未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发展更是有了让民众十分期待的最新规划。

规划中提到，在悉尼，银行金融行业如今的发展已经如日中天，渐渐成为了悉尼的支柱产业。预计到2026年，悉尼经济每产出5澳元，其中就会有一澳元是来自悉尼的银行和金融部门。

SGS经济与规划咨询部的分析显示，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产出已经占悉尼经济总产出的16.2％，并且预计将在十年内增长到21％。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悉尼的经济已经转变为知识驱动型的服务业为主。

而就目前看来，悉尼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三个产业：金融银行业、知识类型的专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

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稳固了悉尼作为澳洲最大城市的地位。金融服务业占据了悉尼上财年经济量的16%，达到史上最高值。

报告说：“悉尼作为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为全球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方便之门，过去几年中，流动资产大量涌向悉尼。悉尼这一最大产业的强劲增长和低利率对当地一系列的产业提供了支持。”

悉尼的第二大产业是知识类型的专业服务，占据悉尼经济总量的8.5%左右。第三大产业医疗保健业的比例大约为将近6%。

其它还有建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筑业占经济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为0.7%。

制造业成为悉尼为数不多的出现萎缩的产业之一。二十年前，制造业是悉尼远领先于其它行业的最大的产业，但上财年所占经济的比例已经达到历史新低，为5.7%。

在世界上许多城市，高价值、知识密集型公司聚集在位置优越的经济中心地区。悉尼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十年将加剧。这些就业人口密集的“知识中心”包括：悉尼的中央商业区－Sydney CBD（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Ultimo / Pyrmont（创意数字技术），Macquarie公园（医疗技术）和Parramatta（专业医疗和教育区）。

大悉尼委员会最近出台了发展一个新的“西部城市”的计划，计划以即将在百格丽湾（Badgerys Creek）建造的第二国际机场为贸易、物流和科技中心，发展周边地区。

悉尼委员会行政长官Tim Williams说，鉴于悉尼西部人口的规模，帕拉马塔作为悉尼第二个CBD的持续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他认为，帕拉马塔和中央商业区之间的高速铁路远远达不到需求标准。Williams说：“前往帕拉马塔的火车时间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这个城市需要靠发达的交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医疗部门的雇佣需求在不断增加，这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也会反过来推动对休闲和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根据人口预测，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年龄段将是超过65岁的婴儿潮一代，和那些在二战后迁入澳洲、目前已经退休的人群。

因此，自1995年以来，医疗保健对悉尼经济的贡献率从约4％增长到近6％。到2026年，医疗保健的经济产出份额预计将增长到接近8％。在Westmead地区，医疗保健服务的发展已经为该地提供了约18,000个工作岗位，当地工业和专业人士代表希望能够将该地区建设为悉尼医疗保健服务的“硅谷”，并承诺到2036年可提供5万个工作岗位。

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制造业对悉尼经济的贡献。 1995年，制造业该市最大的工业，占产量的14％。但是SGS经济和规划部门预测制造业的贡献在未来十年将下滑至5％以下。

悉尼产业结构的变革对人们的工作时间规划产生了影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5月发布的代际报告显示，未来“组合型职业生涯”将十分流行，服务业工作人员将同时兼职多个岗位和项目。（注释：代际关系“rel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通常一代指20年，但代际关系的两代，泛指老年人与年轻人，如家庭中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与儿女、孙子女辈的关系。）

8月份发布的州政府报告预测，新南威尔士州知识密集型工作将在未来20年从48％增长到61％。报告称这种转变是“非常积极”的，因为知识密集型工作更不容易为自动化或离岸外包所取代。

知识密集型工作不断增加也有助于提高悉尼人的工资，知识密集型工作的平均工资比州平均水平高出22％，而在过去二十年里，新南威尔士州知识密集型工作的增长，也使年平均工资增加了2600澳元。

二

繁华的背后：多元化还是差距大？

悉尼不断变化的年龄和经济结构也将对城市的文化和民族构成产生影响。随着婴儿潮一代退出就业市场，海外移民将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的增长正在放缓，海外移民可以帮助填补这种差距。

上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该城市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海外出生的，而在全国范围这一比例则不到四分之一。悉尼的三分之一的家庭会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一比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这些趋势很可能继续保持下去。未来十年，约一半的城市人口增长可能是由于海外移民的迁入。

然而，还有待观察的是，这座城市的人口变化是否会受其住房数量影响。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公寓的数量。大约有40％的悉尼人现在住在中等密度或高密度的住房里，这一比例远高于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24％），而且会在未来十年内变得更高。

人口老龄化会使孤寡老人家庭变得越来越多，新南威尔士州规划局预测，悉尼的平均家庭人口将从2011年的2.69人下降到2031年的2.62人左右。

但是悉尼委员会行政长官Tim Williams认为高住房成本仍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策略可能是要求大型项目的开发商确保高达10％的新住宅可以以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水平租赁。但这一政策尚未确定下来，政策的影响可能也很缓慢。

Williams一直在倡导更多的廉价住房，他说：“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我不认为悉尼的房价会下降。事实上，根据目前的趋势，房价还会继续上升。”

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悉尼租房者的比例将会继续上升，有些人将被迫离开悉尼。Williams说：“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在他们30多岁有第一个孩子时有很大可能离开悉尼，去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高房价也意味着年轻人住在家里的时间更长，并且成家的时间更晚。高昂的住房成本可能会逐渐扭曲城市人口分布，“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还会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吗？” Williams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三

悉尼引领澳洲贫富分化趋势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ACOSS）的研究显示，近25年来澳大利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为最底端的20%人口收入的5倍，贫富收入差距的失衡增长已成为趋势。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相比，澳大利亚的收入不公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就业增长促进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50%，但提高的工资大部分被收入水平位于顶端的这10%的人所占用，他们的工资待遇提高了72%，而底端10%的人收入仅提高了16%。

也就是说，10%的澳洲人手中的财富比整个澳洲的一半还多。

ACOSS首席执行官卡珊德拉·戈尔迪博士称：“顶端的人正以损害着底端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提高收入，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警告过我们，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研究发现，年龄在65岁以上、英语为非母语使用者和依赖政府低保的人群多位于收入水平底端。

地域间也存在收入不均，在非首府城市以及塔斯马尼亚州、南澳大利亚州等地人们收入偏低。不像美国那样面临社会分化，但澳大利亚贫富收入差距的失衡增长已成为趋势。

悉尼全部最终产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在上财年首次达到4000亿澳元，其经济总量占全澳经济总量的24.1%，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值。而且上财年澳洲全国经济增量的40%都要归功于悉尼，是20多年来的最高值。

四

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思考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给澳洲储备银行（RBA）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挑战。储备银行必须在澳洲其它地方经济增长很困难的情况下，才能管理悉尼和墨尔本的增长。

如果假设悉尼有自己的“储备银行”，悉尼在上财年的官方利率会达到3.75%，远高于目前的全国利率1.5%。在同样的假设下，墨尔本的官方利率会达到2.25%，而全国的6个州（包括新州和维州的非大都市地区）的官方利率会只有0.25%。

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显示，澳大利亚15岁中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方面的表现在65个参评的国家和地区中相对落后。

该报告指出，教育不公平是导致澳大利亚学生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整体教育质量，而且正在潜移默化地再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软硬件配置上的差异是澳大利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最直观表现。经合组织调查显示，目前约有60%的澳大利亚中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明显落后于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令很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

澳大利亚各州和各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也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澳全国领先地位的新南威尔士州，教育资源比较丰富，该州学生成绩在澳全国名列前茅；但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学生成绩排名则相对落后。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及学生父母教育水平也对子女教育产生了影响。堪培拉大学副校长史蒂芬·帕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子女越容易进入顶尖大学。在澳大利亚排名前八的大学里，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人数比例相当低。教育不公导致学生工作后收入不平等，收入较高的家庭财富将能更多地传递给下一代，会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有证据显示，与经合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相比，澳洲的财富分配并未公平多少。

澳洲人一直以来对本国贫富不均知之甚少，上一次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是101年前。近年来，不少机构对此进行了统计调研。根据伊瓦特调查基金会（Evatt Foundation）最新报告，澳洲的贫富差距已渐渐开始显现。

尽管国家整体富裕度较1970年有明显上升，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与此俱增的贫富差距。澳洲家庭最穷的40%几乎无任何资产，这些家庭中的一半还因负债沦为负资产。

相反，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据了全澳家庭总财富的一半有多，而前1%的富有家庭则至少占有全部财富的15%。

富人越来越富，不仅对贫困家庭来说如此，对排在中间50%的家庭来说亦如此。数据显示，澳洲广大的中产阶级享受到的经济成果比例已经大幅度缩水。

而对政客来说，贫富差距的出现则意味着“澳洲平等例外论”的崩塌。

气候变化、金融动荡及工作不安全感等问题相互连通，均关乎经济不平等，亟需得到重视。出台缩小贫富差距政策刻不容缓，政府政策也需囊括退休养老金、残障服务、房屋、交通等各方面。若不采取有效统筹办法，澳洲“公平”信仰将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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