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短史记-腾讯新闻
1964年，我头一次去到澳大利亚，在此之前我刚在英国度过了4年光阴。
那时，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它比英国本身更像英国——仿佛穿越时间，回到好几十年前的英国的感觉。
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是悉尼，跟伦敦一样，悉尼也有海德公园、国王十字车站和牛津街。
当时，澳大利亚人的祖先不仅大部分是白人，而且基本上是来自英国的白人。
澳大利亚人吃的也是单调的传统英式食物。那些年，澳大利亚有很多英式酒馆。除了英式食品，人们当时在澳大利亚能吃到的只有意大利菜和希腊菜，偶尔有几家中餐馆。
自这次的游历后，我又先后十多次前往澳大利亚，见证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2008年，当时我带着儿子乔舒亚前往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
当我俩走在校园中时，我感到自己所处的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澳大利亚，而仿佛是我任教的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里，因为现在这里竟然有那么多的亚洲学生。
澳大利亚不再是那个以英裔为主的“白澳”了。
在1964年，英裔在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几乎隔着半个地球，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比距离欧洲要近得多，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距离是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距离的50倍。
然而，走在1964年的澳大利亚街头，我丝毫感受不到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亲近。
44年后，当我带着乔舒亚到布里斯班时，这里有数量很多的亚洲人，还有鳞次栉比的日本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亲近关系已显而易见。“白澳政策”已退出历史舞台。
澳大利亚已成为一个很棒的国家，连续被评选为全球最理想居住地之一，还是居民满意度最高和居民寿命预期最长的国家之一。
我曾认真考虑过移民到两个国家，澳大利亚便是其中之一。
是什么让它出现了这些变化？
曾经的罪犯流放地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生活了大约5万年后，1788年1月，第一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搭乘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出发，到达澳大利亚。
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个适合移居的绝佳选址，之所以派出这支舰队，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囚犯过多、无处安置的难题，只好将其中一部分人流放至远方。当时有人提议将囚犯流放至澳大利亚，也有人提议流放至地处热带的西非，但人们很快发现，对欧洲人来说，热带疾病肆虐的西非不是一个安全的选址。
澳大利亚看上去有好些优点：它比西非更加远离英国本土，未有证据表明居住在这里会影响欧洲人的健康（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太大影响），这里还能为英国提供一个潜在的太平洋基地。
于是，英国政府最终选定了澳大利亚——具体来说，英国选定的位置位于今悉尼市的近郊。
第一舰队载着730名罪犯、看守人员、长官、杂役和一名被任命为总督的英国海军军官到达澳大利亚。随后，英国派遣了更多的舰队和船只，陆续将更多的罪犯运至悉尼，后来还运往另外4个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地点。很快，这些罪犯和他们的看守迎来了新的伙伴——没有犯罪记录的英国自由移民。
然而，32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澳大利亚的欧洲裔人口中，罪犯和曾有犯罪记录的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84%。直到1868年，英国才停止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
在当时尚未开荒的澳大利亚，人们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那些祖先是流放罪犯的现代澳大利亚人并不会因自己的家族历史而感到羞耻——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自豪的勋章，正如现代美国人为自己的祖先在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美洲大陆而自豪万分一样。
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船长，1788年率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
人们觉得，这批罪犯和其他的移民得花上相当长时间才能学会如何通过种植作物来养活自己（他们预料得没错）。因此，第一舰队为移民提供了食物储备，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停止向新移民提供所需补给。过了好几十年，澳大利亚人才有能力开始真正往英国出口产品。
今天，世界上1/3的羊毛都产自羊群充足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均拥有5只羊。不过，自二战以来，矿业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导力量，因为这片大陆蕴藏着各种丰富的矿产，它是铝、煤、铜、金、铁、铅、镁、银、钨、钛和铀的主要出口国。
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印度、斐济和西非，英国殖民者或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当地的酋长首领达成协议，或是以军事手段与当地军队或部落势力决出胜负。这些办法在澳大利亚并不管用，因为当地原住民的聚集形式多为小型群居，他们没有军队，没有酋长，也没有首领。当地原住民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没有形成固定的村落。在欧洲殖民者看来，这便意味着当地原住民不享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欧洲殖民者就这么霸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土地，既没有同他们商量，也没有给他们报酬。殖民者也没有跟原住民势力开战：他们只同小部分的原住民之间发生过冲突，引发冲突的原因有时候是原住民猎杀了几只羊。面对此类冲突，欧洲殖民者的回应方式是屠杀原住民，最近的一场大屠杀（遇害者共32名原住民）发生在1928年。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直到现在，在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当中，藐视原住民的观念依然很普遍。
一名澳大利亚议员曾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他们（指原住民）属于人类。”
当原住民因患病、被屠杀和被剥夺土地而日渐减少时，澳大利亚的白人开始相信，原住民要走向灭亡了。一名澳大利亚主教曾写道：“原住民正在消失。在最多两个代际之后，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个黑家伙（即原住民）将面朝黄土，回归大地……到那一天，我们传教的任务将变得简单，那就是送这个即将灭亡的种族走完最后一程。”
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出台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政策：强制要求将白人与原住民所生的混血儿童，甚至包括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人身边带走，放在寄养机构或寄养家庭中（声称是为他们好）。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兴起了一项白人向当地原住民道歉的运动，但遭到强烈抵制。在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公开发表了正式的道歉言论，但其前任约翰·霍华德辩驳道：“这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无须为国家的过去行为和政策感到愧疚或承担责任，他们控制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早期白人移民与打黑鸟招募劳工
在澳大利亚被殖民的前几十年，自由移民和被流放的罪犯都来自英国（包括当时还属于英国的爱尔兰）。
1836年，第一批大规模的非英国移民开始出现在南澳大利亚。南澳殖民地不是囚犯流放地，而是由地产开发公司建立。这批移民中有德国路德教的教徒，他们到此是为寻求信仰自由。这批德国移民是受过技能训练的白人，他们开发了园艺农业和葡萄园种植业，迅速适应了澳大利亚的生活，并未引发先来者太多的反感。
引起较多争议的，是19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有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第一波“淘金热”中接踵而至。这次移民浪潮带来的后果是，心怀不满的当地群众殴打、抢劫华人，甚至剥掉他们的头皮，最后不得不靠英国军队出动才平息了这场暴乱，这也是英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土地上最后一次动用武力。
19世纪60年代，随着糖料作物种植园在昆士兰地区的发展，第三批非英裔移民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均为太平洋岛民，来自新几内亚岛、马拉尼西亚群岛屿和波利尼西亚，来到澳大利亚后成了种植园工人。
虽然其中部分人是自愿被招募来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从自己的家乡被绑架而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突袭和随之而来的经常性杀戮，后来被称为“打黑鸟”（因为太平洋岛民一般拥有深色皮肤）。当德属新几内亚和澳属新几内亚都相应地发展起种植园（尤其是椰子种植园）时，这种手法再次被运用，目的是将太平洋岛民带到新几内亚的种植园。
新几内亚原住民
在新几内亚，这种“招募”劳工的手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
1966年，我曾在澳属新几内亚遇到过一名澳大利亚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招工者，并不遗余力地解释自己只招募那些自愿前来的人，而且还会向他们支付现金报酬。他自豪地说，自己不是那种使用绑架的手段“打黑鸟”的人（他依然在用这个词），而有一些跟他存在竞争关系的招工者还在用着老一套。
这些在澳大利亚糖料作物种植园工作的深色皮肤劳工，不管是自愿前来还是被迫加入的，都未曾影响澳大利亚常住人口的结构，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定期合约，在劳动期结束后，他们便会被赶出澳大利亚。
此外，一小批来自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也到了澳大利亚。
二战结束前，除了上述这几批总数并不可观的德国人、中国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合同工人和印度人之外，澳大利亚通过相关政策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
澳大利亚脱英国方式与美国不同
美国和澳大利亚同为英国殖民地，但二者试图与英国脱离关系的过程是有所区别的。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的各大殖民地宣告独立，组成联邦，毅然斩断所有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每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人不会庆祝独立日，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
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为什么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操作？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变了对其白人殖民地的政策，爽快地将自治权下放给自己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在澳大利亚人提出请求之前，英国便已主动将许多的自治权赋予他们。
其二，比起到美国东海岸，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要远得多。第一舰队花了8个月才到达澳大利亚，由于远距离导致的沟通延滞，远在伦敦的英国殖民当局无法对澳大利亚实行严密的管控。举个例子，在1809-1819年的整整10年间，英国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长官甚至没有向伦敦报告过自己采用的新法律。
其三，澳美两国历史存在差异还有一个原因，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美洲殖民地上驻扎军队，这支军队要与驻扎在北部加拿大的法国军队对抗，以争夺对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还要和武器装备稍弱但人多势众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这就需要征税养活这支军队。相较之下，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与英国争夺控制权，当地原住民人口稀少，未形成武装势力，且未实行集权管理。因此，英国不需要在澳大利亚驻扎大量军队，自然也不需要对澳大利亚人强征不得人心的税金以维持军队的开支。英国政府在未征得美国人同意的情况下向美国人征收税款，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英军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支小小的派遣队伍于1870年由英国主动撤回，而非出于澳大利亚的施压。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收益甚少，英国没有那么重视，而英属北美殖民地则是不列颠人眼中的富庶之地，是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
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主要的英属殖民区域之间保持各自为政的习惯。1850年，英国起草了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宪法，不过后来各殖民地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地修订这些宪法，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各殖民地能够随心所欲地规划自己的政府。到19世纪末期，英国保留的唯一一项重要权利，是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控制权。同时，整个19世纪，英国持续为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保护。
六块殖民地1901年才统一为联邦
至此，我对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介绍似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是顺风顺水地一路向前，变成了今天统一的澳大利亚。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前身是6块不同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起英属北美各殖民地（随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之间要松散得多。
这种松散的联系源于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纵观整片大陆，肥沃多产的几片地域被广袤的沙漠和其他的不毛之地分隔开来。一直到1917年，其中5块殖民地的首府才经由铁路实现连接。（另一块殖民地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从未实现与其他首府之间的连接，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距离澳大利亚大陆130英里开外的一座岛屿。）各殖民地采用的铁路轨距并不相同，从42英寸到63英寸不等，这导致火车无法从一块殖民地直接开往另一块殖民地。跟独立的国家一样，各殖民地之间设立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在各自的边境设有海关，用于收取进口关税。1864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边境差一点发生武装冲突。
结果是，直到1901年，这6块殖民地才组成澳大利亚这个统一的国家整体，这时候距离第一舰队登陆已经过去113年。
一开始，各殖民地对统一没有展现出丝毫的兴趣。直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不断扩张，接连吞并了太平洋诸岛，对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产生了潜在威胁，关于组建一个澳大利亚联邦的想法才逐渐萌生。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起草于1891年，可直到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才得以成立。这部宪法的序言部分指出，各前殖民地同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的恩准下，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联邦国家”，由英国指派联邦总督；还有条款规定，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向英国的枢密院（相当于英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试想美国宪法中倘若出现这样的条款会是怎样的场景！
这部澳大利亚宪法呈现出当时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王权的拥护。弗兰克·韦尔什在《澳大利亚史》中称：“（他们）接受共同的价值观——法治、出版和言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享受由当时的超级大国派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为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甚至还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心怀仰慕。”
故意将非白人拒之门外
参与制宪讨论的澳大利亚人在许多议题上各执己见，却在将非白人排除在本国之外的决定上保持意见一致。下面的引述代表了当时澳大利亚人意欲守住“白澳”的愿望。
1896年，《墨尔本时代报》（MelbourneAge）刊文如下：“我们渴望见证澳大利亚成为同根同源的伟大白人的家园，这样方能全然避免让美国陷入内战的那些种族问题……如若我们准许来自远东的贫困劳工进入我们的国家，本国的劳动力便得不到保护。”
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先着手制定的法令之一，便是《移民控制法》，这部法令被所有政党一致通过，其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的白人属性。
《移民控制法》禁止妓女、心智不足者、饱受恶疾困扰者和罪犯移民至澳大利亚（尽管澳大利亚的前身便是罪犯流放地）。该法令还规定，黑人与亚洲人不得移民至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应当是“团结一致的单一民族，并且要维护这种单一民族性，不混杂其他人种”。
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联邦出现的其他观点还有：“外来有色人种与澳大利亚的荒野并不兼容”；中国人无法“达到澳大利亚几个世纪以来所传承的文明程度”；“要是那些到教堂去做礼拜的衣着华丽的女士想到她们端坐的位置可能不久前刚被一个又大又肥、浑身散发臭气、携带着来自横滨的各种病菌的（不宜刊印的词语）坐过，想必她们脸上的神色会很精彩”。
甚至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首位总理埃德蒙·巴顿也曾写道：“种族平等是不存在的。那些（非白人）种族无法和白人种族相提并论，前者是更低等的。……我们没法通过教化、改良或任何其他手段来使某些种族获得与其他种族平等的地位。”
埃德蒙·巴顿
英国的殖民部大臣反对澳大利亚联邦如此露骨地打出种族这张牌，部分原因是，当时英国正试图与日本达成军事同盟，澳大利亚的种族排外主张成为其谈判的阻力。
因此，澳大利亚联邦避免直接谈论种族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控制其他种族的移民流入。它要求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必须通过一项语言听写测试——不一定是英语测试，至于要考哪种欧洲语言，全凭首席移民官来决定。
当一整船劳工从位于地中海的各族混居的英属殖民地马耳他岛来到澳大利亚时，那些有可能通过英语测试的劳工会收到进行荷兰语（无论是马耳他人还是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这种语言）测试的指令，因为这样就有了驱逐他们的正当理由。
对于那些早前以劳工身份被准许进入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民、华人和印度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遣返，唯独留下两种专业技能人群（来自阿富汗的赶驼人和来自日本的潜水采珠人）。
但是，我无意将澳大利亚人描绘成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事实上，同一时期世界上与他们持有相同种族观的人广泛存在，唯一的区别是澳大利亚人将这种观点体现在移民政策中。
热情参加英国战争
二战结束以前，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紧紧围绕着“英国的子民”这一关键词进行建构。这种身份认同最明显的表现是，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些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战争中，无比热情地与英军并肩作战。
例如，1885年（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前），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派遣军队加入英军在苏丹镇压反叛分子的战争，苏丹和新南威尔士可以说是天各一方，彼此间毫无关系。更有甚者，在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澳大利亚再次加入英国的阵营，在南非共同对抗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这一次战争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毫无相关性。
1914年8月，一战的号角刚刚吹响，英国对德宣战，未征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意见。英国任命的澳大利亚总督仅仅将开战的消息转达给澳大利亚的民选总理，澳大利亚人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英国开战的决定，并且这一次澳大利亚提供支持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布尔战争时或是英国与苏丹作战时。
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写道：“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神圣的遗产免遭（德国）暴力的毒手。”
澳大利亚对一战的主要贡献是，这个国家派出了数量庞大的志愿兵——共40万人，占国内可服役男性的一半以上，当时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不到500万。这些志愿兵跨越半个地球，到达法国和中东地区，为维护英国的利益而战。有超过30万澳大利亚士兵被派遣至海外，其中有2/3的人最终非死即伤。至今，几乎在每一个澳大利亚山区小镇的镇中心都还保留着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牺牲于一战期间的士兵的姓名。
在一战中，澳大利亚军队参与的最广为流传的战斗便是澳新军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军军团的简称）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对土耳其军队发动的战役。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25日登陆，但由于负责指挥行动的英方将军领导力不足，军团惨遭巨大伤亡，并在1916年撤出加利波利半岛，英国宣称此次行动失败。从此，为纪念加利波利登陆战，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这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当地人对澳新军团日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澳大利亚人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然而，我已经学会了保持缄默，不去对这种理性的问题刨根问底。直到现在，每当谈论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加利波利登陆战时，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依然会热泪盈眶。
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比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牺牲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士兵，更能说明澳大利亚人曾经甘愿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赴汤蹈火的心情。加利波利一役中的巨大牺牲，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自豪感，因为在那一刻，他们是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而战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或者南澳大利亚人——这一战役还代表了澳大利亚人公开认同自己作为忠诚的英国子民的身份，和对母国的深厚情感。
澳大利亚人的这种身份认同，在1923年得到加强。在当时的一场大英帝国成员国会议上，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自此之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可以自行任命其驻外大使或外交使臣，废除以往由英国大使作为代表的做法。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都及时地任命了自己的外交使臣，澳大利亚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其国内公众对这一象征着澳大利亚脱离英国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举动没有太大的热情。
“不可原谅的背叛”
对澳大利亚而言，二战的意义和一战很是不同，因为二战中澳大利亚是遭受袭击的一方，而且战火已蔓延至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
英国位于新加坡的大型海军基地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通常被看作澳大利亚自我认同演化的转折点。不过，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战略”的最终失败完全归咎于英国，因为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也疏于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
澳大利亚于1930年废除了征兵制，仅保留了规模十分有限的空军和海军部队。澳大利亚海军既没有配备航空母舰和普通战舰，也没有比轻型巡洋舰更大型的主力战舰，要想保护澳大利亚及其海域免受日军的袭击，可以说是绝对无法胜任的。同时，英国自身面临着来自德国的更为严峻和紧迫的威胁，在应对日军袭击方面的军事准备也是不够充分的。
如同一战打响时的场景，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再次宣战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在没有和议会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迅速地公开宣告：“大不列颠已经宣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准备（与德国）开战。”
跟一战的情况相似，澳大利亚向欧洲战场派去了自己的军队。随着日军来袭的风险逐步加大，澳大利亚政府请求撤回在欧洲战场的军队，以作自我防卫之用。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再三承诺，英国和英国舰队将会通过新加坡基地，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日军的入侵，保护澳大利亚的海域不受任何日本战舰的侵扰。
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从1941年12月7日起，日本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属东印度发起了进攻。同年12月10日，距离日本宣布开战不过三天，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远东、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一艘是“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另一艘是“反击号”战斗巡洋舰。
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基地的英军总指挥官向日军投降，导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10万名士兵被送进了战俘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场军事失败。令人悲伤的是，这些投降的士兵中包括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在同年的1月24日，也就是仅仅三周前才到达新加坡，只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保家卫国的使命。
1942年2月19日，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澳大利亚的情况下，曾经对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狂轰滥炸的日本航空母舰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开火。这是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的第一次空袭，随后日军又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此外，一艘日本潜艇还试图对悉尼港发动袭击。
“威尔士亲王号”战舰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新加坡基地的陷落不仅是一场军事挫败，也意味着母国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背弃。日军在向新加坡挺进之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曾向丘吉尔发去电报，指出此前英国已再三保证新加坡基地坚不可摧，如果现在英军从新加坡撤离，那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背叛”。
直至1992年，距离英军在新加坡投降已过去50年，在一场国会演讲中，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尖锐地指责了英国的行为，言语中仍透露出他的怨恨：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相反，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指挥部，大量部署了军队、战舰和飞机，成为澳大利亚国防所倚仗的力量。如果日军真的登陆澳大利亚，出力抗御的将会是美国而不是英国。1942年，日军曾试图穿越科科达小径，占领澳属新几内亚殖民地的首府莫尔兹比港。在粉碎这次的日军行动中，澳大利亚军队在前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自此以后，麦克阿瑟越来越多地将澳军调配到远离前线的次级行动中去。这样一来，尽管澳大利亚在二战中遭受了直接攻击，但该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还不到其一战伤亡人数的一半。
第二个教训是，二战使澳大利亚意识到近在眼前的、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有36%的澳大利亚被俘士兵因此身亡——比起德军战俘营中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1%的死亡率，还有英军和美军战俘营中德国士兵1%的死亡率，澳大利亚士兵的死亡率极高。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山打根死亡行军”事件。27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英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囚禁在加里曼丹岛的山打根，他们被迫行军跨越整个加里曼丹岛，在此过程中，他们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到日军毒打，直到最后，几乎全部被虐待致死。
与英国渐行渐远
二战给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带来了直接影响。
早在194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便总结道：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1945年的总人口不到800万）根本无法与日本（人口超过1亿）、仅仅2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人口多达2亿）或者是中国（人口超过10亿）抗衡。和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印度尼西亚或者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显得人烟稀少，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入侵的目标——当然这只是澳大利亚总理的想法，亚洲人自己并不这么想。
另外一种鼓励移民流入的解释是：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劲的第一世界经济体，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这些观点根本说不通。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日本或者印度尼西亚，其背后是有合理原因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整体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岛上大部分地方均适合发展高产出型农业。然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区域都是贫瘠的沙漠，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丰饶的农田。至于大量的人口基数对建设强有力的第一世界经济体的必要性，看看丹麦、芬兰、以色列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澳大利亚的1/4，却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就，这说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实是质重于量的。
可是，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总理既非生态学家，也非经济学家。因此，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开启了一个鼓励移民流入的应急计划。北欧成为继英国和爱尔兰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最受欢迎移民来源地。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厅。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
还有一项重要举措，那就是允许那些被带回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战俘和德国战俘留在这个国家。
1943年，被送往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战俘
亚瑟·卡尔韦尔于1945-1949年担任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部长，他是一名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那些在战时娶了日本、中国或印度尼西亚妻子的澳大利亚男性毫无爱国之心，因此他不允许那些男性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带回国内。卡尔韦尔写道：
除了来自英国的移民，卡尔韦尔还比较赞同接收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移民，由于被苏联吞并，三国中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试图移民，他们的眸色和发色跟英国人接近。1947年，卡尔韦尔参观了战后欧洲的难民营后，发现这些难民是“绝佳的人力资源”，而且尤其满意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的人：
这种选择性的鼓励移民方案带来的结果是，1945-1950年，在澳大利亚接收的将近70万移民（这个数量相当于该国1945年人口总数的约10%）中，有半数是英国人，其余的都来自欧洲其他国家。1949年，澳大利亚大发慈悲，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留下来。
随着“白澳政策”被削弱，亚洲移民逐渐进入澳大利亚，随之而来的还有我在2008年的布里斯班看到的那些亚洲餐厅。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是出于5个方面的考虑：军事保障的需要、亚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澳大利亚贸易模式的转变、移民自身的原因，以及英国的政策。
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二战的经历使澳大利亚明确地意识到，英国不再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军事联系。1951年，在英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联合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又称《太平洋安全条约》）。
亚洲政治进程方面：该地区昔日的殖民地、受保护国和委托统治地纷纷获得独立，包括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些国家都在澳大利亚附近，他们开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再附庸于从前的宗主国。
贸易层面：英国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仍占澳大利亚出口量的45%和进口量的30%。随着澳大利亚逐渐克服种族主义偏见，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英国作为澳大利亚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远远落后。1982年，澳大利亚对日出口量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量的28%，对美出口量占11%，而对英出口量仅占4%。
英国人优先的“白澳政策”被削弱的另一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接收的移民自身出现的变化。二战之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还有立陶宛人，毫无疑问都是白人，但都不是英国人。这些移民跟传统上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大英帝国子民的澳大利亚人之间，无法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共鸣；他们也不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依然对亚洲人抱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最后一点，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在主动疏远英国，英国也在渐渐疏远澳大利亚。跟澳大利亚一样，英国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改变，往昔的自我认知也越来越过时。英国政府比澳大利亚政府更早意识到这些残酷的现实：
1961年，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意识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其他英联邦国家，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如此。因此，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比起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陷落，英国的这一举措及其后续进展，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系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冲击。
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英澳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西欧六国共同建立起一道关税壁垒，将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阻挡在外，英国如果想加入这个组织，就要接受这样的壁垒。这些关税壁垒将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食品和精炼金属的出口，因为当时英国仍然是澳大利亚这两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和丹麦的食品将取代澳大利亚的食品在英国市场上的份额。
对于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澳大利亚人的反应，让人回想起他们在得知新加坡基地沦陷时的反应。英国的这一决定被澳大利亚人谴责为不道德、不诚信，是造成怨恨的根源——它是对加利波利之战的背叛，是对一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为英国这个母国做出的其他牺牲的背叛，也是对澳大利亚人传统身份认同中强调的英国属性的背叛。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从具体意义来看，此次冲击均十分强烈。
更强烈的冲击很快再次到来。为阻止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巴基斯坦的英联邦成员国移民，英国颁布了《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为了掩饰该法案的种族主义色彩，英国一视同仁地取缔了其他所有英联邦国家公民（包括澳大利亚公民）原本享有的进入和居住在英国的权利。随后，英国又颁布了《1968年移民法案》，宣布除非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出生于英国，否则所有的外国人（澳大利亚人现在被归为外国人了！）都不能自动享有进入英国境内的权利，这个条件将当时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排除在外。到1972年，英国甚至宣布澳大利亚人“非我族类”，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简单来说，不是作为孩子的澳大利亚要离开母亲英国去寻求独立。相反，英国才是主动离开的一方，它主动松开了自己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纽带。澳大利亚当局也终于意识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澳大利亚先前和英国之间的种种联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白澳政策”全面瓦解
魏德伦1972年登上执政舞台后，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急剧而全面的转变。
在魏德伦上任的最初19天内，尚未来得及任命新内阁成员，他和副手便已着手制订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部实施选择性变革的紧急计划，现代世界中很少有哪次变革在速度和广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在短短的19天内，魏德伦引入的变革有：废除征兵制度；从越南撤走所有的澳大利亚士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禁止以种族特征挑选队员的体育队伍来访（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运动队伍）；废除以英式荣誉体系（爵士勋章、官佐勋章、爵级司令勋章等）嘉奖澳大利亚人的方式，并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澳大利亚荣誉体系。
还有就是，正式废除“白澳政策”。
魏德伦总理把他发起的这场改革准确地形容为“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而不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确实，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正在日渐消失：1942年新加坡基地的沦陷是对澳大利亚这一属性的第一次巨大冲击，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是澳大利亚的英国属性开始消失的早期标志。不过，在新加坡基地陷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还是指望着英国，支持着英国。20世纪40年代末，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与英军共同战斗；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允许英国在自己国家的荒漠地区进行原子弹试验，试图维护英国不受美国支配的全球军事地位；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对埃及发动攻击的行为被大加谴责，澳大利亚是少有的几个支持英国的国家之一。
1954年，在位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女王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感受到了澳大利亚人对英国难以抑制的情感：有超过75%的市民走到大街上欢迎她的到来。不过，到1963年，也就是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年后，伊丽莎白女王再次到访澳大利亚，这时候，澳大利亚人对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的热情已然骤减。
在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之前，这项政策便已在逐渐瓦解。1949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允许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科伦坡计划”下，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亚洲的一万名访问学生。令人唾弃的移民听写测试于1958年被废除，同年出台的《1958年移民法案》规定，允许“杰出和高素质的亚洲人才”移民至澳大利亚。所以，当魏德伦在1972年正式宣布“白澳政策”落下帷幕时，他的行为并未引起太激烈的抗议。
1978-1982年，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这一群体占澳大利亚国民总人口的比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接近半数的澳大利亚公民是在海外出生，或者双亲中至少有一人是在海外出生。到1991年，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到2010年，在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25%）排在全球第二位，紧随以色列之后。亚洲移民带来的影响和他们的数量其实是不成比例的：在悉尼各大名校中，亚洲学生所占比重超过70%；根据我在2008年对昆士兰大学的观察，拥有亚洲面孔的学生在这所大学中所占比重也相当可观；如今，澳大利亚有超过半数的医学生是亚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
澳大利亚的变化还体现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1986年，英国枢密院对澳大利亚司法的终审权被取消，从而使英国主权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清除，澳大利亚终于实现了完完全全的独立。1999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宣布，英国从此属于“外国”之列。文化方面，曾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澳大利亚、以牛肉馅饼和啤酒为标志的英式食物，被各式各样的国际化美食取代。
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我们是谁？
这场关于“我们是谁”的讨论，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
澳大利亚人对“我们是谁”的重新评估，至今都还在持续。
1999年，澳大利亚就是否用共和体制代替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全民公投。这场公投的结果是55%的反对票对45%的赞成票，因而未能通过。
但在几十年前，哪怕是举行这样一场公投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不用说赞成的声音占45%了。出生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公民所占比重正迅速下降。看起来，澳大利亚再次举行这种公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人们投赞成票的概率将会更高。在10~20年之内，亚裔在澳大利亚总人口和议会中的占比很可能将超过15%，而在澳大利亚最好的学校中，亚裔学生所占比重将超过50%。
迟早有一天，澳大利亚将会迎来一位亚裔总理——在我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督已经是一名越南裔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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